一條被拼接的視頻，讓25歲的深圳女孩駱亭安“火”了。在視頻中，她被塑造成一個三觀扭曲、誇誇其談的“白富美”形象。在“引战標籤”的“加持”下，這條視頻迅速在全網傳播，單平台播放量就超過了百萬。“那幾天基本每過幾分鐘我的微信就會震一下，就有人跟我說看到你了。”
近年來，網絡暴力已經逐漸成爲一種網絡公害，網絡的匿名性和法不責衆的心理讓一些人在敲擊鍵盤時肆無忌憚。在被網絡深度鏈接的當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爲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1000名受訪青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5.3%的受訪青年表示自己或周圍人遭遇過網絡暴力。71.9%的受訪青年覺得網絡暴力越來越頻繁了。
65.3%受訪青年表示自己或周圍人遭遇過網絡暴力
看到身邊朋友紛紛轉發過來的視頻，駱亭安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視頻評論區，各種羞辱謾罵與指責撲面而來。
某高校新聞學專業研一學生王芷青感覺，近年來身邊發生的網絡暴力事件越來越多，“好像現在在網絡上能隨便對一個人進行‘審判’，就算不是很嚴重的暴力行爲，也會對人造成傷害。”
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認爲，網絡暴力是發生在網絡公共空間，針對特定個人或者少數人的人身侮辱、誹謗的侵權行爲，具有跨平台、跨媒介傳播的特點，可能會導致嚴重後果。
除了惡評，駱亭安還會經常收到一些目的不純、帶有騷擾性質的私信，後來她發現，自己的聯系方式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掛到某交友平台上“販賣”，“我一問才知道，原來交20元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不只是聯系方式，由於被傳播的視頻中曝光了大量隱私信息，這種影響蔓延到了駱亭安的現實生活，“身邊很多人會刷到這個視頻並轉發。同事會私下議論我，我擔心領導對我有看法，也害怕會給家人帶來一些影響。”
調查中，信息騷擾是受訪者最常遭遇的網絡暴力形式，比例爲48.1%，接下來是隱私泄露（38.2%）、羞辱謾罵（31.7%）、被傳謠言（24.6%）等。
在廣東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的江大橋（化名）認爲，網絡暴力殺傷力最大的一點在於它的引導性，“因爲網絡是一個戴面具的社會，如果很多人都有一個傾向性的言論，其他人很容易被誤導”。
廈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黃合水表示，網絡暴力發生的過程中，很多人存在從衆心理，雖然在現實社會中也有這種現象，但在互聯網時代，一些人的聲量被放大了，大家的認知很容易被影響，進而過度判斷某一件事，因此要了解網絡的特點，對事情有自己的判斷。
遇到網絡暴力，受訪青年首先會選擇拉黑、舉報
來自福州的90後教師張魏璐，曾因在社交平台上表達觀點而被人“掛”到網上指責，她當即生氣地回懟，但由於跟對方立場不同，張魏璐發現，無論與對方如何交涉，都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她只好選擇暫時隱忍。“在網絡上會遇到很多跟你意見不合的人，要放平心態，爭吵可能只會讓你陷入風波之中。”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小曼說，隨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絡平台日益成爲網民的重要表達空間。網絡的“匿名性”和“虛擬性”特徵，使傳統環境下的監督體系無法很好地發揮效用，網民在沒有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約束的前提下，一切按自己的好惡來進行，很容易就會產生網絡失範行爲，比如網絡暴力。
在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後，駱亭安迅速在各平台提交證據進行投訴，一些平台很快作出了反應，對視頻進行了下架處理。針對不作爲的平台，她選擇向中央網信辦投訴，“處理速度非常快，兩個小時就把視頻強行下架了”。
王芷青也注意到，現在很多平台都有“防暴”機制，“如果遇到網暴，我可能會先通過平台來解決，不行再尋求法律手段。”
如果遇到網絡暴力，近六成(59.8%)受訪青年會拉黑、舉報相關账號，55.8%的受訪青年選擇關閉評論與私信，回避不良信息源，46.5%的受訪青年會走法律途徑，起訴相關責任人，38.1%的受訪青年會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35.1%的受訪青年會強勢回懟，以暴制暴，4.0%的受訪青年什么都不做，默默忍受。
江大橋提醒廣大網絡用戶，當遭遇網絡暴力時，要將電子證據截圖保存，還要第一時間前往公證機構進行公證，也可以在網絡平台進行電子公證。
“有人爲了博眼球、賺流量，做出很出位的舉動，有人評論某件事情時過於情緒化，缺少同理心，給對方造成傷害。”劉德良說，網絡有放大效應，每個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理性上網。
受訪青年中，00後佔20.3%，95後佔19.8%，90後佔34.2%，85後佔15.0%，80後佔10.7%。一线城市的佔38.8%，二线城市的佔37.7%，三四线城市的佔18.6%，縣城或城鎮的佔3.3%，農村的佔1.6%。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吳欣宇 記者 王品芝 實習生 楊萬淑 丁香雪鈺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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