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陳磊
今年58歲的安徽含山人金枝目前在北京幹家政，再過兩年就到了領養老金的年齡，但她決定先不回農村老家養老了——一方面她想趁着自己幹得動，在北京再多掙幾年錢；另一方面，老家的醫療水平也不高，並且村裏沒有敬老院，只能去縣城或鎮上，很不方便，敬老院也不一定能提供理想的養老服務。
在我國，像金枝這樣面臨養老困境的農村老人不在少數。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生活在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有1.2億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發布《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23～2024）》（以下簡稱《農村綠皮書》）稱，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進入加速階段，農村養老問題日益凸顯，比如農村養老的經濟保障水平偏低，農村養老服務主體欠缺且服務質量不高，農村老年人健康支撐資源有限。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的專家指出，應對和破解農村養老的困境，須全面關注農村老年居民的收入、健康、照護等各個方面，着力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養老服務和健康支撐等多重農村養老體系，加強醫療和就業方面的頂層規劃與政策構建，確保農村老年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經濟保障水平偏低
居民參保意識不強
今年70歲的湖南邵陽人文善公一直生活在農村。早些年妻子去世後，他一邊在當地的建築工地打工，一邊撫養兩個孩子。孩子們長大後，先後定居湖南長沙。
他住不慣城裏，也不愿給孩子增加負擔，就一直在邵陽農村生活。2014年，根據當地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年滿60歲的他即使沒有繳納養老保險費，也可以每年領取養老金，這讓他很高興。加上他平時跟着熟人在當地的建築工地打工，砌牆、粉牆，每年能有兩萬元左右的收入。
而隨着年齡越來越大，他打工的機會越來越少，前年全年收入只有七八千元，去年收入更少。“我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人家有活也不找我了。”文善公感慨道。
他一邊在外面打工，一邊領養老金，前年和去年每年領到1400元養老金。文善公告訴記者，村裏像他這樣一邊打工一邊領養老金的村民還不少。
爲了從制度上解決農村居民的社會養老問題，2009年，我國啓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2014年，爲了進一步優化養老保險制度，我國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並，進而建立起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農村綠皮書》課題組研究發現，農村養老的經濟保障水平偏低。在微觀層面，農村老年居民主要依靠自身勞動收入和子女的經濟支持來維持生計。一方面，隨着年齡增長，老年居民的勞動能力逐漸減弱，勞動收入相應減少；另一方面，來自子女的代際經濟支持有限。當前年輕人面臨的教育、住房和醫療等經濟壓力較大，這使其爲農村父母提供經濟贍養方面的能力受限，難以充分滿足父母的養老需求。
“在宏觀層面，農村的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保障水平不高，低於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准。2022年，城鄉居民的年人均領取養老保險金額爲2456元，即農民領取的養老金平均爲每月204.7元，僅相當於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准的35.2%（民政部發布的《2022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全國農村低保平均保障標准爲582.1元/人/月）。”課題組稱，分析原因，一方面是財政給予的基礎養老金水平太低；另一方面是農村居民參保意識不強、繳費檔次低。此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城鄉和地區之間差距顯著。
公共財政投入不足
服務設施人才短缺
金枝個頭不高，說話時語速很快，帶着濃重的口音。她2004年隨丈夫到北京打工，經人介紹到北京一居民家從事家政，一幹就是20年。
金枝不住僱主家裏，而是和丈夫租住在北京順義區一個城中村。她一般早上5點多起牀做早飯，飯後乘坐公交車往僱主家裏趕，一般8點前到崗，換上工作服後，开始刷碗、打掃房間、擦地板、准備飯菜，下午4點下班換上幹淨衣服，再坐公交車回家。她每周工作6天，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
過去20年間，金枝每逢春節都會回到農村老家，老家只有85歲的母親守着。今年春節過後，她大哥和嫂嫂爲了照顧母親回到了村裏。
金枝告訴記者，她不能在北京養老，因爲既沒有在北京买房，也沒有在北京參加社保，等以後幹不動了，還是要回老家。她這些年已經攢下了不少養老錢。
但讓金枝憂心的是，等自己回到農村老家，到哪裏養老是個問題。村裏沒有敬老院，要是想去敬老院養老，只能到縣城或鎮上。而且，她也不覺得敬老院能提供理想的養老服務。他們兄妹曾經想把母親送進敬老院，但經過考察發現沒有令人滿意的。如果住在自己家裏養老，到時看病都是問題，最近的醫院也是鎮衛生院，距離村子也有幾十公裏。
《農村綠皮書》課題組認爲，農村養老服務主體欠缺，服務質量不高，也是農村養老面臨的問題。
“傳統家庭養老模式正逐漸瓦解，農村老年居民面臨生活照料的缺失。在傳統社會結構中，子女的角色是農村老年居民生活照料的主要承擔者，這種由子女承擔養老責任的居家養老模式在農村養老服務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然而，隨着時代的變遷，家庭的養老服務功能逐漸衰退，使農村老年居民的生活照料問題日益凸顯。”《農村綠皮書》課題組稱。
根據《農村綠皮書》，公共財政在農村養老服務的投入不足，部分農村地區的養老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尚未完善。一方面，部分農村地區的養老機構數量與設施欠缺，“硬件”供給不足；另一方面，部分農村地區的養老機構服務質量不高、內容單一，“軟件”供給欠缺，農村養老機構的服務水平普遍偏低、內容單一，難以滿足老年居民多方面的養老服務需求。此外，農村養老服務隊伍建設薄弱，養老服務人才短缺；公共文化建設較爲滯後，導致農村老年居民心理健康問題突出。
健全制度政策體系
拓展養老服務路徑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農村的常住人口爲50879萬人，其中60歲及以上的人口爲12136萬人，佔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爲23.8%；65歲及以上人口爲9035萬人，佔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爲17.7%。
在《農村綠皮書》課題組看來，相較於城鎮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農村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較差、醫療負擔較重。此外，人口流動的加劇和社會觀念的變遷使農村養老的保障模式日益多樣化，農村養老服務的需求呈現差異化。總體上說，農村養老問題面臨較大困境。
河南農業大學政策法規辦公室副主任、教授張帥梁告訴記者，農村老齡人口的增加推動村莊社會結構、生產生活方式和鄉村治理持續向老齡社會轉變，養老問題已成爲農村面臨的重大問題。
爲積極應對農村養老困境，《農村綠皮書》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昊的建議是，健全完善農村養老事業的制度政策體系，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養老服務、健康支撐三大農村養老體系。其中包括，制訂針對農村養老問題的詳細行動計劃與战略路徑，構建一套完整且相互銜接的規劃框架；充分調動各方力量，構建多功能、立體化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爲農村養老制度完善提供保障。
在張帥梁看來，農村養老服務不僅是農民個人問題，還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准公共物品，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民生工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家庭在老齡工作中的作用，形成多元主體責任共擔的新局面”。具體到農村養老來說，要整合多元主體，形成扁平化系統化養老治理網絡，即政府要承擔政策制定和資源供給的主導角色，村莊社會提供鄰裏互助幫扶支持功能，市場在盈利和公益的平衡中實現持續供給，家庭依然要承擔物質供給和精神撫慰的傳統作用和基礎功能。
李昊認爲，提高農村老年居民收入水平，是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關鍵所在。應進一步提升基礎養老金水平，在財政投入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議以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作爲目標，穩步提升基礎養老金水平。在推進這一政策時，需要充分考慮財政承受能力，並妥善平衡各方利益。同時應拓寬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資金籌集和增值渠道，充分發揮商業保險對社會養老保險的有益補充作用。
張帥梁提出，還要拓展農村養老服務路徑，形成良性互動的城鄉融合和公私合營新格局。構建區域城鄉養老服務資源整合機制，推動區域中心城市开展農村養老人才培養、項目投資、異地養老合作、醫養結合等服務，實現城鄉養老資源的有機融合；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利用農村福利院、養老院等富余資源，推行“一院兩區”改造，即在一所養老院、福利院內建設特困供養服務區和社會養老服務區，在公辦養老機構內部，實現公益機制和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提升基層養老機構自身造血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水平。
“要強化資金統籌，形成百川入海的財政金融供給體系。統籌使用一般預算資金、福利彩票公益金、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等，支持農村養老服務業發展。充分利用支持養老服務發展的各類財政資金，支持發展面向大衆的社會化養老服務產業，帶動社會資本加大投入。”張帥梁說。
李昊建議，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公共服務資源投入方面完善城鄉均衡配置機制，補齊農村養老、醫療服務供給上的短板。補充農村養老服務人才，強化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
標題：養老設施不足服務質量不高 農村養老困境亟待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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