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被納入最低工資保障、法定節假日可獲更高工作報酬、指導企業科學確定工作量……前不久，人社部發布了3份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文件，湖北順豐速運有限公司江漢分部經理汪勇代表對其中有關勞動報酬的部分尤爲關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報酬與平台績效考核的算法機制緊密相關。”

　　數字化改變了勞動者的工作方式，也改變了勞動報酬計量、績效考核的規則。數字時代，如何爲勞動報酬“公平定量”？多位代表委員帶來了自己的思考。

　　打破數字化績效考核的“遮蔽效應”

　　走訪當地多家制造業企業後，山東文康（臨沂）律師事務所黨支部書記、主任程萍代表驚訝地發現：過去，生產线上的績效考核大多採用紙質記錄，一天下來工人做了多少工作一目了然。如今，企業的“數字大腦”已經可以清晰地呈現每道工序、每條生產线的小時產量、生產計劃完成率等實時數據，不少車間工人卻仍對績效考核的規則“一頭霧水”：生產數據與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是如何產生關聯的？

　　“績效考核規則不能因爲數字化的介入，就簡化成了一行代碼、一組數字。”程萍代表的調研筆記上，有這樣一行紅色的記錄：“數字時代，保障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益，必須從規範績效考核的規則起筆。”

　　“要讓平台績效考核的規則更公平、更透明。”蘭州新區商投集團藍盾實業公司家政業務經理趙振香代表注意到，在今年春節後的復工潮中，越來越多的家政員加入了平台派工的“服務大軍”。“差評扣費、拒單降星……績效考核規則被隱蔽在了動輒上萬字的平台規則之中，導致部分家政員的合法權益一不留神就被‘懸空’。”趙振香代表建議，在“機器代工”“平台用工”的數字時代，績效考核的規則應當以更直接、更直觀的方式呈現在勞動者面前，以保障勞動者的知情權。

　　破除“算法黑箱”要立法更需監管

　　“平台算法驅動下的績效考核辦法，或許不能帶來勞動報酬權益的‘最優解’，但維護勞動者群體利益，促進收入分配公平，應當成爲設計算法的重要考量。”2023年，餓了么籤訂的全國第一份外賣平台企業全網集體合同，引起了金杜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張毅委員的關注。

　　這份集成了餓了么自有職工及全國1.1萬個配送站點超過300萬名外賣小哥心聲的協議，推動了外賣小哥基礎配送費的標准與當地消費價格指數、配送距離、用餐高峰等因素直接相關，直擊小哥們的算法“痛點”。

　　“破除‘算法黑箱’既要立法，更需監管。”張毅委員認爲，在勞動領域的算法治理方面，應推動算法集納勞動者的合理訴求，亦可探索用人工智能來監管人工智能，以數字技術賦能算法監管。

　　兩年前，京東集團和京東物流在北京市人社部門進行了集體合同備案，覆蓋職工約31.8萬人。“用工單位有責任、也有義務聽見勞動者的呼聲。”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曹鵬委員表示，更人性化的算法正成爲吸引勞動者就業的重要抓手。

　　“把算法裝進制度的框架”

　　佳好佳（福建）生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環衛項目管理員侯豔梅代表注意到，在部分環衛企業平台化用工中，傳統環衛企業以工資形式發放的法定高溫津貼，被替換爲“工時獎勵”“衝單獎勵”，而非直接發放到每位環衛工人手上。在她看來，一些勞動者的法定權益，在改變了用工形態後容易被忽視，亟待新的優化方案。

　　“如果說算法就是數字世界裏的規範，那么算法本身也需要規範。不能任其在無形的網絡世界裏野蠻生長，而應將其置於現實法律的制約下。”貴州貴達律師事務所主任、高級合夥人朱山代表認爲，此前，8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爲“把算法裝進制度的框架”提供了法治路徑。

　　朱山代表建議，將平台算法視作勞動規章，從算法規則內容的合規性和算法制定程序的民主性等方面入手，對算法加以規制，進而推動數字時代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與人工智能規制實現雙向互嵌、滲透融合、關聯協同。

　　（本報北京3月8日電）

標題：數字時代，如何爲勞動報酬“公平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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