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荊璞/文

當全球化低垂的果實逐漸被採摘之後，新興市場帶給全球投資者的風險調整後的超額回報逐漸衰減，氣候變化、地緣政治衝突、部分國家不成熟的政治秩序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政治極化、勞資矛盾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種種問題，正在成爲阻礙布局全球權益資產的投資者們獲得長期穩定、可持續的高回報的主要問題。ESG在此時被很多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資者擺在商業計劃書的顯眼位置，然而很多人卻還對ESG抱着將信將疑的態度。

那么ESG的內核是什么呢？我覺得可以概括爲，長期主義和可持續發展。這本《ESG投資》在ESG的長期主義和可持續的特徵之上，還加上了“投資向善”的理念，也正是其英文原名。

《ESG投資》是“新興市場教父”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似乎沒有人把他的姓譯成莫比烏斯）在2018年從富蘭克林鄧普頓退休，成立Mobius Capital之後，與兩位創始合夥人共同寫作的。墨比爾斯曾經執掌鄧普頓的新興市場投資部門超過30年，將基金管理規模從1億美元提升到逾300億美元，並且一直站在全球新興市場投資的最前线，他在東歐、非洲、拉美，以及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和中國內地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上，都創造了大量成功的投資案例。

墨比爾斯的投資理念可以概括爲著名的15條法則，其中他強調的是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分析，在危機導致的低估當中大膽進取，在人人狂熱的時候堅決出場，他的核心理念是價值判斷和全球範圍的分散投資。他強調投資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性，也強調投資過程當中對公司和國家治理的考察的重要性。

墨比爾斯使用“FELT測試”用於投資：公平(Fair)、有效(Efficient)、流動性(Liquid)、透明(Transparent)。這4條測試原則也被他引入到ESG投資的評價當中。在評價ESG投資標的的同時，墨比爾斯也特別強調投資者的積極參與的重要性，他認爲ESG投資需要激發企業和監管向善的動力，需要改變世界而不僅僅是旁觀，這是指數型的ESG基金無法做到的。

ESG投資的定義和分類

ESG即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出自2004年的<Who Cares Wins>，由聯合國邀請數十家金融機構共同完成，旨在將全球資本市場與應對全球性變化和問題的努力聯系起來。ESG與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相聯系，根據晨星的統計，目前按照ESG標准進行管理的資產已經超過30萬億美元。

1987年聯合國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也叫《布倫特蘭報告》）要求將環境問題納入政治議程。該報告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UNPRI) ，它包括6項核心原則，籤署這6項原則的組織管理總資產超過了 121 萬億美元，這6項原則分別是：我們將 ESG 問題納入投資分析和決策過程；我們將成爲積極的所有者，並將 ESG 問題納入我們的所有權政策和實踐；我們將尋求我們投資的實體就 ESG 問題進行適當披露；我們將促進投資行業對原則的接受和實施；我們將共同努力，提高實施原則的有效性；我們將各自報告我們在實施原則方面的活動和進展。

墨比爾斯給出了ESG投資的四要素，分別是：對環境和社會更加負責，誠實、坦率、公平和公开；認真履行在這些領域的承諾；以合理的成本做這些事情，不必付出過高的代價；做有利於世界的事情。

我們往往關注的是，在企業運作過程當中的行爲是否符合ESG標准，然而執行ESG標准顯然是有成本的，如何平衡短期成本與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是每一個投資者評判企業的時候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長期主義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相通的，他們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也能夠幫助投資者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

2015年，聯合國峰會的17項目標當中，可持續發展佔據了核心地位，在投資和ESG的發展當中，投資機構通過資本配置，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發揮影響力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墨比爾斯對投資機構發揮影響力的看法與他在新興市場的經驗有密切的關系。他認爲，要追求的是永久的改善某一新興市場國家的某一系統，可持續的回報是必需的。公益則是通過專業建議推動那些服務於普通民衆，改善民衆生活和環境的公司獲得更快的增長，從而改變世界。

書中舉了M-Pesa和其他提供匯款、小額信貸的公司的例子。爲什么它們可以獲得成功？科幻小說作家吉布森（William Gibson，創造了賽博空間的概念）提出了關於“社區找到了技術的獨特用法”的說法。

從投資方法的角度，則可以把ESG投資劃分爲7種：負面/排斥性篩選、正面/最佳類別篩選、基於規範的篩選、整合ESG，即財務分析中納入ESG因素、投資於促進可持續性的公司、影響力/社區投資、企業參與或股東行動主義。

其中前3種主要是被動投資，中間兩種帶有一定的積極選擇性，最後兩種則是積極投資。

本書出版時，在ESG投資的各類型當中，負面篩選的資產管理規模最大，大約爲15萬億美元，整合ESG爲 10.4萬億美元，企業參與或股東行動主義約8.4萬億美元（其中可能有重復統計）。

從ESG投資的分布上看，2016年全球ESG投資的總規模23萬億美元，歐洲爲12萬億美元，主要是負面選擇；美國9萬億美元，主要是整合ESG，該類型在加拿大、澳新和亞洲也是主流；日本不到1萬億美元，企業參與佔主導。

那么如何衡量影響力，以及“淨正面影響”？這個問題困擾着包括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大量參與者和資金/資產管理者。MSCI試圖使用DCF的三要素：代表ESG公司更強競爭力的現金流、代表更善於管理公司的特有風險指標、代表更低的系統性風險，從而獲得的更低資金成本和更高的估值。簡而言之，ESG帶給更加關注長期價值和可持續發展的投資者一種新的工具，篩選那些更符合長期主義和價值投資的公司，並允許市場降低這些公司的融資成本，改變對公司的認識，從而提升公司的價值。

Why ESG? Why always ESG?

對於投資者來說，如何理解ESG的必要性呢？或者說，除了情懷，ESG通過什么途徑能夠提升企業的盈利和價值呢？可能的答案是消費者的選擇。

墨比爾斯認爲，ESG的理念應當是：“爲行善自我融資，使善行可持續發展。”

偉大的建築設計師、工程師、發明家、思想家和詩人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曾經把地球比作一艘宇宙飛船，以每小時10萬千米的速度行駛在宇宙中，人類就是地球這艘飛船的宇航員，必須知道如何正確地運行地球才能安然飛行。

富勒富於詩意的敘述反映了西方人在上世紀60年代普遍的心態，當人類面對脆弱而美麗的地球生態環境時，既小心翼翼，又對自己取得的成就充滿驕傲，認爲人最終可以掌控生態系統，而且必須如此。

60年代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無疑是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這本書啓蒙了嬰兒潮一代的環保意識。嬰兒潮一代的努力體現爲布倫特蘭報告，要求將環境問題納入政治議程。

隨着人類發展進入新的世紀，千禧一代的消費與投資決策正在成爲一種價值觀的體現，這是與嬰兒潮一代的不同。千禧一代是ESG最重要的推動者，他們希望用自己的選擇對社會和機構施加壓力，同時也愿意使自己的行爲符合自身觀點和信仰。

這種價值觀也體現在對外部性內化的認識上，比如碳信用，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开始，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和2001年的《馬拉喀什協定》規劃了碳減排的路徑，直到2016年的《巴黎協定》將碳中和目標最終確定下來。推動這些協定的不僅是政治家，更是千禧一代的年輕人，他們不再以嬰兒潮一代普遍的抗議、的方式作爲表達自己意愿的主要途徑，而是通過他們更擅長的方式——那就是消費。

在社會方面，本書舉了孟加拉國達卡郊區的塔茲琳(Tazreen)服裝廠火災的例子，在這場悲劇中共有117人喪生，塔茲琳的客戶包括C&A、沃爾瑪和西爾斯百貨等企業。如果沒有互聯網和消費者對百貨和超市企業的抵制，這樣的悲劇幾乎無人所知，也無法改善第三世界國家工人的處境。

千禧一代正在用消費行爲引導企業和資產管理者，通過消費和投資行爲來投票。他們施加給可口可樂、星巴克們的壓力不再是通過對抗和抗議，而是通過減少那些在ESG方面不合格或者進步緩慢的公司的產品消費來實現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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