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清醒，感知清晰，但就是動彈不得。電影〈逃出絕命鎮〉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描繪陷入「沉陷處」（sunken place）的情景，是「真‧身不由己」的無助，但這種狀態也是某些人的「常態」。

「閉鎖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又稱「LIS」，像名稱一樣，認知還在，知覺健全，五感都有，但被鎖在完全無法動彈的身軀裡。

30 歲時 Ann Johnson 因腦中風導致嚴重癱瘓，無法控制肌肉，甚至連呼吸都做不到。之後幾年 Ann 經復健重新學習控制肌肉，學會呼吸，控制脖子肌肉，甚至能笑和哭，今年腦機介面和 AI 技術結合後，Ann 更是癱瘓 18 年後首次重新和丈夫「對話」。

「腦波打字」不只一種

去年 Neuralink 發表會展示猴子 Sake 用螢幕鍵盤逐字母輸入「can i please have snacks」（來點零食），當然 Sake 不會英語，更不會拼字，只是用大腦控制遊標落在色塊指示的按鍵處，完成所謂「打字」，和腦機介面早期「打字」方法有關。

以前腦機介面在語言溝通領域，多以「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拼寫式輸出為主，近年發展迅速，多團隊開始採用更「自然」的輸出模式。2021 年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團隊成功某患者大腦負責聲音運動的訊號，讓患者能一次性「想出」完整單詞，可每分鐘輸出 18 個單字（總詞彙量為 50），準確率 93%。普通英語使用者溝通時每分鐘會用到 150~200 個單字，雖然只是平常水準 10%，但證明輸出完整單字而非只有字母這方法可行，也更符合一般溝通習慣。

此研究轟動學術界，在加拿大的 Ann 也知道了。今年 Ann 更幫助加州大學團隊將研究：每分鐘輸出單字升至近 80 個。團隊在 Ann 大腦表面植入有 253 個電極的矽片，與信用卡晶片差不多大，會擷取原本控制 Ann 嘴脣、舌頭、下巴、喉嚨及臉部肌肉的訊號傳回電腦，再用 AI 演算法分析訊號對應的文字。

Ann 和團隊開始訓練語言模型好幾週，一次次重複「說」1,024 個單字，直到演算法能辨識訊號。團隊這次給 AI 辨識的並不是單字完整發音訊號，而是更小語音單位──音素。如「Hello」有四個音素：「HH」「AH」「L」和「OW」，以音素為單位，演算法只需學習 39 個音素就可分析所有英語單字，且能提升系統分析準確率和速度。

加州大學團隊發表論文同天，史丹佛大學團隊也於《自然》發表類似報告。史丹佛大學參與者是 68 歲的 Pat Bennett，2012 年診斷出漸凍症，現在已無法正常說話；Pat 參與訓練系統近半年，演算法同樣辨識音素，每分鐘輸出約 62 個單字，準確率為當總單字 50 個可達 90%，但擴大至 1.25 萬個單字準確率會降到 76%。

雖然 Ann 團隊有更高輸出率，但詞彙量擴至 1,024 時，準確率中位數也約 76%。《自然》，兩個研究參與者能控制面部肌肉及不同程度發出聲音，不確定技術對完全無法控制肌肉的患者是否可用。其次，兩專案設備系統「對照護者在家使用仍太複雜，不能避免大量訓練和維護」。

參與 Pat 專案的 Jaimie Henderson 博士也認為，好幾年內「可植入，需要動手術放入的技術」仍會在，但他認為這是讓 ALS 患者重新與外界溝通的重要科技。

從「打字」到「對話」，我們追求什麼？

這聽起來有點難置信，但 Ann 希望能成為諮詢師，用本身經驗幫助其他患者：

我想讓病患看到我，明白生命還沒有結束，我想展示身體殘缺不會阻止我們做想做的事或拖累我們。

雖然 Ann 和 Pat「腦波說話」都是用螢幕呈現，但 Ann 卻多了能「出聲」的數位化身，會根據 Ann 嘗試說話時產生的訊號讓五官動起來做表情。數位化身合成語音是用 Ann 十幾年前婚禮發言素材訓練，都是為了讓溝通更自然，對想成為諮詢師的 Ann 來說，也是更令對方舒服的溝通方法。

當 Ann 第一次使用系統說話和讓數位化身臉動起來，我就知道我們做到真正改變局面的事。

研究員之一 Kaylo Littlejohn 說。Ann 還用這系統和丈夫 Bill 時隔 18 年首次對話，閒聊家常。

– Hi，一切可好？

– Hi Ann，不錯。妳覺得今天「多倫多藍鳥」（棒球隊）表現會如何？

– 一切都有可能。

– 看來妳對他們沒啥信心。

– 是啊。

– 我們得看完比賽才知道了。

Ann 時隔多年再次聽到自己的聲音，也是很奇妙的體驗，「就像聽到許久沒見的老朋友說話」。測試當天 Ann 也迫不及待想讓女兒聽自己的聲音，因她中風時女兒才 6 個月大，女兒印象中的母親一直是老舊輸入設備英國口音的機器女聲。除了日常交流更自然，參與專案還讓 Ann 重新感受使命感和生命意義：

之前去復健時，語言治療師都拿我沒轍。成為研究夥伴後，我覺得自己對社會有貢獻，就像再次去工作。

我能活那麼久也是奇蹟，這專案讓我能在活著的時候真正地活著！

好消息是，接下來團隊會繼續前進，希望做出無線版，這樣 Ann 就不用靠一堆線連接腦機系統了：如果可讓 Ann 這種患者自由控制電腦和手機，可大大提升獨立程度和社交互動。的確，無論用腦機介面恢復溝通或行動能力，技術最終目的還是將獨立自主還給病患。但壞消息是，技術越好用，失去它時就越痛。

遭強迫摘除腦機介面的人

腦機介面雖充滿未知風險，但潛力讓人激動，除了解放「困在大腦裡」的人，現在還能讓癱瘓者、、、減少帕金森氏症震顫，提高不少病患生活品質。

2016 年腦機介面研究，到 2021 年增至近 600 個，因越來越強計算機出現，AI 發展快速及越做越小的智慧設備，但還是欠缺消費者保護。

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我可以開車，我可以去見朋友，我有能力自己做決定。

植入腦機介面後，62 歲的 Rita Leggett 能自己會癲癇發作，馬上喫藥阻止癲癇發作。2010 年 Leggett 參加癲癇症患者腦機介面專案，植入腦機介面。Leggett 很快就覺得和介面「合而為一」，自己「重生」了。

嚴重癲癇患者很難正常生活，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作，Leggett 提到如果是開車、走在路上，或只是獨自出門時發作，後果都不堪設想。Leggett 3 歲時診斷出嚴重癲癇，使用腦機介面前很少出門，可想而知，當 Leggett 被告知要摘除她腦內植入物時有多崩潰。

2013 年，Leggett 植入介面後第三年，生產公司 NeuroVista 沒錢了，要求志願者取出植入物。Leggett 和丈夫竭力和 NeuroVista 協商能留下設備，甚至願意把房子拿去抵押買下設備。遺憾的是，公司最後還是選擇回收設備。

失去（它）就像失去對我來說非常寶貴和親近的事物，它永遠無法取代。

它是我的一部分。

慕尼黑技術大學倫理學家 Marcello Ienca 認為，這是一種人權侵犯，尚未理解和討論的人權侵犯：被迫移除設備，剝奪患者接受新技術後形成的新身分。這些公司創造了全新的人……設備移除後，那個人也死了。

他們和其他法律學者主張，人的精神完整性應得到保護，「神經權利」（neuro rights）應受承認。另一面意見為，實驗參與者都清楚風險，同意參加代表接受風險。但 Ienca 和 Gilbert 認為，腦機介面公司應為參與者買保險，如果實驗後想留下設備，保險可充當維護和保養費。或許州政府批准專案時，也能提供補助。

隨著腦機介面持續發展，問題也會越來越多，馬上開始思考和建立保障系統非常必要。Ienca 認為移除已變成患者一部分的植入物，與強行摘除器官一樣有違倫理：

如果有證據顯示，腦機介面成為人自我的一部分，除了醫療需要，無論任何情況，植入物都不能在當事者不同意下移除。

如果它組成一個人，那就是強行移除這人的一部分。

雖然過去多年，每當聊起植入物，Leggett 都會難過哭泣。塔斯馬尼亞大學倫理學家 Frederic Gilbert 認為這就是心理創傷。腦機介面技術或許是能改變人生的「開關」，但到底是誰可控制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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