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四川廣漢約三四公裏，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黃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1929年春，當地農民燕道誠在宅旁挖水溝時，發現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近年來，在先前發現的兩個坑附近，又陸續發現6個類似的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
琳琅滿目的古蜀銅器，似曾相識的神獸造型，引人注目的銅人發式，遐想無窮的網格之器，充分展示出古蜀文明博大精深、神祕詭譎、空靈飄逸的風採。
2023年，三星堆新發掘的6座坑進入資料整理階段。
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暨南大學客座教授卜工近日就三星堆出土文物與其他同時期文物的情況，撰寫了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新作《三星堆寶藏與武王徵商》，本報在此全文刊登，以饗讀者。
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關鍵是要把握好“兩個邏輯”。其一是三星堆寶藏坑的材料邏輯，其二是古蜀牧野參战的歷史邏輯。
武王徵商創造了以少勝多的牧野奇跡，是中國古史上革故鼎新、扭轉乾坤的重大歷史事件。古蜀因此名揚天下。《史記》沒有具體說明當時蜀有多少人馬，何時進入關中，駐扎在何處等。不過，這並不影響此战勝利的歷史意義和古蜀的傑出貢獻。隨着中國考古的重要發現不斷增加，寫史能力不斷攀升，周蜀交集互動的真情實景逐漸浮出水面，三星堆寶藏的前世今生才被深度研究發掘出來。
◎發現一
1974年陝西寶雞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等地發現弓魚國墓葬。共清理發掘墓葬27座、車馬坑2座、馬坑4座。銅器銘文表明，他們在西周時期稱弓魚，第一代弓魚伯在文王時期進入寶雞散關一帶，文化基因顯示他們曾經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古城的主人。據考，周文王姓姬名昌，在位50年，生活年代在距今3152～3056年左右。
◎發現二
1976年陝西臨潼零口鎮出土“武王徵商簋”，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周的利簋。器內底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爲利簋的“甲子”，即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是商周兩代王朝精確的年代分野。
◎發現三
1986年三星堆兩座寶藏坑驚天發現，揭开長江文明數千年積澱的冰山一角，驚醒巴山蜀水，驚豔中華大地，古蜀文明的體量與高度完全顛覆了以往的認知，洞見歷史迎來嶄新機遇。2020年寶藏坑發現的數量增加到8座，其碳十四年代測定爲距今3200～3000年。
這三大發現時間上前後銜接，內容均與古蜀相關，目標都指向武王徵商，形成先後有序的時間鏈條，是解密三星堆寶藏坑的重要线索和主要抓手。
第一，祭祀器物與寶藏
三星堆寶藏坑發現以來，五花八門的研究曾推出種類繁多的名稱。祭祀坑、火葬坑、陪葬坑等都是研究者根據自己的臆測和猜想給出的概括。直到《三星堆祭祀坑》的出版，這批寶藏屬於“祭祀坑”遺存才成爲主流認識。然而，隨着研究的深入，看似成爲定論的祭祀坑說也面臨着“器物坑說”的質疑。2023年新發掘的6座坑進入資料整理階段後，寶藏坑的認識便呼之欲出了。顯然，名稱的變化反映出對三星堆寶藏內涵理解的日趨深化和不斷升級，是古蜀文明深入研究的必然結果。
原因之一，是這些坑裏包含有很多其他文化的因素。而中國古代祭祀儀式通常是只使用自家器物。《左傳·僖公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記載，是古往今來祭祀儀式的基本原則。所以，拿別人的東西爲自己的祭祀服務，完全有違於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和制度規定。
原因之二，這些坑中埋有大量金玉飾物，只是表現豪華炫麗、珠光寶氣的氛圍，與莊嚴肅穆的要求差距很大，大量工具的存在也似乎與祭祀活動沒有直接關系，而是一種社會的風俗與時尚。
原因之三，寶藏坑掩埋着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各種門類的工藝技術，冶銅、紡織、攻玉、習俗、歌舞等等。例如，神樹就是表達精神觀念的，將其埋入地下，意欲何爲？真的令人匪夷所思。所以，把寶藏坑裏的精靈古怪、神祕莫測統統說成是祭祀行爲值得商榷，至少不那么縝密。
其實，在中國上古時代，但凡舉行儀式都要經過燔燒瘞埋的程序，包括葬禮、聯盟、聯姻、祈年等活動，簡單地用祭祀概括就難免失之於籠統。考慮到1929年三星堆月亮灣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1934年華西大學在燕家地裏的玉石器坑，1964年月亮灣的玉石坑，1974年梭子田的玉料坑，1987年倉包包的玉石銅牌坑器類相對簡單，遠不如寶藏坑內涵豐富，況且，對於三星堆先人而言，他們只知寶物而不知何爲器物；就今日研究來看，寶藏坑更符合實際，更容易顯示與以往的區別，震古爍今的意義更加強烈，歷史滄桑感更加濃鬱。
第二，年代排列與主題
三星堆8座寶藏坑能夠分爲兩個階段。早期6座，K1～4、7、8；晚期2座，K5、6。早期6坑是三星堆寶藏坑的主體，其特點：一是排列有序，成雙結對，兩兩相配的特點十分顯著。二是每座坑都有自己的使命，或埋藏國家重器，或一代蜀王生前至愛，主導性的領軍器物表明，同爲寶藏但其主題各有不同，絕不重復。三是不同單位的寶藏有彼此呼應，完全是爲同一個目標所安排，堪稱大體對稱，內有聯系，珠聯璧合。值得重視的是，此6坑爲統一規劃，分階段完成。先是K1，再是K4，最後是K2、8、7、3。
K1金紙盟圖。是解讀三星堆寶藏坑的鑰匙，也是北上出川歷史事件的緣起與發端。看點是矢、魚、鳥的關系和蜀王監制的標記。
K2巡遊動員。五大板塊，兩套人馬，既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巡遊陣容，又有“前歌後舞”的古蜀特色，是寶藏坑暗藏玄機的傑出代表，爲歸納升華寶藏坑的主題意識提供了想象空間。
K3蜀王標配。此坑有兩件重器。一是形體碩大的銅人面具，此器排在三星堆同類器之首，系蜀王的配置，見其如見蜀王，因此，此器御駕親徵的含義十分明顯。二是騎獸頂尊銅人尤其搶眼，蜀王掛帥旗开得勝、痛飲慶功酒的寓意深刻。
K4斥候探路。此坑位列前排，是K1之後的重要舉措。3個扭頭跪坐銅人是本坑的主題。用辮發長短表現一個“特殊三件套”，說明他們是一級組織，即文獻中被稱爲斥候的偵察兵。他們一步三回頭的姿態，活靈活現地表達出對三星堆古城的深情依戀，和對蜀道艱難的憂慮。
K7銅網神龜。這是極爲罕見的器物，有兩塊大小基本一致的青銅網格，像貝殼般上下扣在一起，兩塊青銅網格下方接合處，還有門栓狀的“活頁”將其鎖住。其“四角”沒有支架，而是四個龍頭型的裝飾物，方向一致朝外，龍頭向上昂起。一塊大玉石置於其中，此器的詳情有待資料的公布。但卻令人想到了凌家灘玉版夾在玉龜殼中的情景。此器很有可能是件卜問吉兇的寶物。
K8神壇問道。神壇主體雖然仍不完整，但可以看出其結構大致分爲三部分——最下面是方形台基，方形台基上有12個小人，分爲3組，每組4個人，動作和服飾各異。有的是跪坐，臉朝外，雙手呈持握姿態；每一面的正中間還各有一個坐姿的人，發型和身上的衣服都很特別；另外還有4個人跪在立柱上，肌肉线條明顯，樣貌頗爲強壯。一衆人馬簇擁着神壇，銅人頭像、銅人面具與K2同類器基本相同。此坑的場景語言有待資料全部發表。
晚期的K5、6規模相對較小，形制也有不同，加之層位關系較晚，埋藏器物很少，其文化性質的歸屬當根據正式發掘報告定奪。此兩坑與一些地區先秦墓葬掩埋後，再於墓上挖坑坎置器物的追祭意義相同。
“體系龐大，特徵鮮明，兼收並蓄，積累多年”是對寶藏坑資料深入研讀的整體感受。所謂體系龐大，是指巡遊隊伍的人員、器物數量之多，所含內容非常豐富，與中原地區宗廟祭祀差別很大，巡遊移動的特徵十分顯著。如果按K2古蜀方陣器物板塊排列組合的思路，那么，其他幾座器物坑明顯具有連續性特徵，後續隊伍可能是K8的神壇問道、K7銅網神龜、K3騎獸頂尊蜀王來也的方隊。
所謂特徵鮮明，是指青銅器的標准化特徵，陣容結構的對稱性特徵，能拆卸組裝的移動性特徵，別开生面的造型特徵，故事性敘事性極強的情景特徵。這些特徵集中到一點，就是強調坑中寶物不是雜亂無章、隨意丟棄的，而是按固定順序組織編排、有條不紊從容放置。其中，雖有精品文物是過去未曾發現的，但在長江中遊地區的高廟、石家河文化中卻是有线索可循的，所以，天外來客說、西方使者說均是不符合中國考古實際的無稽之談。
所謂兼收並蓄，是指寶物的編隊中既有夏文化牙璋，又有商文化的青銅尊罍，還有長江中遊的面具、酒器等多種文化的因素。其年代有早晚，其譜系有區別，既是多年積攢的家底，又是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寫照，社會生活場景很接地氣，十分給力。不過，古蜀巡遊儀仗的冰山一角已然露出水面。
用場景說話是三星堆寶藏坑別开生面的敘事方式，其主題的概括是解讀的重中之重。這是K2研究的重要啓發。若幹寶藏坑組成大場景，每座坑是中場景。每件明星器物及其組合又構成基礎單元的小場景，是衆多主題烘托下的連續性極強的整體，包含多方面的故事內容與情節，是古蜀獨特儀式活動，是古蜀特有的節日。所以，三星堆寶藏坑表達的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的理念，而非具體的神公式。這是觀察三星堆寶藏坑性質的出發點。
第三，古蜀矢族與周人
人是歷史的主體。歷史的邏輯往往隱藏在資料的邏輯之中。所以，提倡研之有物、透物見人，由人及禮，禮證中華的理念。
K1是三星堆寶藏坑的重中之重和靈魂所在。所有謎底都隱藏在那根所謂的“金杖”中。此器無杖頭也無柄持部分，實際上是爲保護金紙及其刻圖免遭破壞才卷成棍狀。所以，开卷有益，圖鑑如斯。其上有兩組相同圖案，都是上方爲兩背相對的魚，下方爲兩頭相聚的鳥，與一支箭的關系，鳥的頸部和魚的頭部被箭所壓，箭頭插入魚身。最下一組线刻三個左右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系條形耳墜的人頭，只有居中者全臉，左右兩邊的都只有半張臉。其形狀與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冠圖案基本相同，應是古蜀王徽，蜀王監制的含義正是題中之意。其工藝技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此圖絕頂重要。否則，第一便不會鏨刻於金紙之上。第二便不會施以蜀王監制的標記。如此重要的見證必與國家大事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在戎先，尤其重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智慧的基本理念。若然，此圖乃是蜀王與矢族盟約的見證。商周時期蜀道之北恰有以矢爲族徽的邦伯，據傳世銅器散伯簋銘文，可知矢爲姬姓，與紙坊頭第一代弓魚伯聯姻。此後，與幾代弓魚伯聯姻的夌國、井叔家族，亦爲姬姓。其中，弓魚伯之妻井姬，井伯或井叔之女。井伯、井叔爲周公後裔，在周邑畿內爲王室重臣。此墓出有銘文銅器10件，地位十分顯榮。周蜀密切關系由此可見一斑。因此，“金紙盟圖”是理解蜀王決意出川，鼎力援周的關鍵所在。
古蜀與商王朝的敵對關系也是不容忽視的歷史事實。川東有商人的盤龍城，川北有城洋青銅器，打壓封鎖古蜀的態勢非常明確。古蜀僅憑一己之力顯然難以突圍。對此，古蜀的強烈反彈也表現在自己的禮儀生活中。三星堆不是沒有商代銅器，而是不用商人禮制，他們津津樂道的騎獸頂尊完全是商禮所不能接受的恣意妄爲和褻瀆神靈。而一旦有機會與周人聯手抵抗商朝，當然不能輕易放過。但是，抉擇的難度委實超出想象。前途未卜決心難下，撇家舍業故土難離，攀援蜀道關山難越，此三者就是在今天看來依然讓人談虎色變，望而生畏。
值得重視的是，寶藏坑的先後順序可以理解爲歷史抉擇過程的時間表：
次序1決定出川，K1金紙盟圖是見證；
次序2勘察路线，K4斥候回稟勘察結果；
次序3全城動員，K2巡遊方陣正是此意；
次序4神壇問道，K8意在求助上天護佑；
次序5測算運勢，K7銅網神龜指引迷津；
次序6蜀王掛帥，K3巨型面具就是象徵。
上述活動的時間先後說明：距今3100年前後，三星堆古城曾幾次爲北上出川的歷史抉擇舉行咨詢祈禱與告別的儀式，傾城傾國的巡遊宣傳，挨家挨戶的廣泛動員，以必死之決心，換中原之易幟。顯然，一諾千金、誠信第一是蜀人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他們把重重疑慮和鎮國寶藏深埋地下，帶走的只是信念與決心，“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氣概撲面而來。下轉06版
標題：蜀王曾助武王伐紂？三星堆考古發現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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