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行業熱度逐漸消散,流量紅利是否已見頂?

2024-11-11 18:10:30    編輯: robot
導讀 日前,據澎湃新聞消息,部分頭部直播間的銷量數據出現了明顯下滑。例如,有記者發現,某頭部直播間去年1至9月銷售額超過20億,今年同期僅超10億。 坐擁千萬粉絲的網紅張大奕宣布關停經營10年的門店,董宇...

日前,據澎湃新聞消息,部分頭部直播間的銷量數據出現了明顯下滑。例如,有記者發現,某頭部直播間去年1至9月銷售額超過20億,今年同期僅超10億。

坐擁千萬粉絲的網紅張大奕宣布關停經營10年的門店,董宇輝被打假人舉報售賣“土豆刺客”,東北雨姐因涉嫌虛假宣傳被禁言……多位主播的連續翻車讓消費者、從業者开始重新審視直播行業。“現在是直播電商的至暗時刻,大主播人人自危、用戶信任崩潰、媒體隨之口誅筆伐,受傷的不是某一個用戶,而將會是所有人,甚至是整個行業的信譽。”主播辛巴曾在拍攝短視頻時作出如此評價。

工作“壓力山大”,高薪神話破滅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小玉從自己的口袋裏拿出了“咽立爽口含滴丸”,這是她开播前必備的藥物。

做了4年多的服裝主播,她至今仍保持不到90斤的體重,這是直播行業“卡顏”的嚴苛要求。由於體重過低,有同事在站播時暈倒被送出直播間,從此小玉再也沒有見到她。

“這就是個喫青春飯的工作,永遠不缺新人,永遠有更年輕、更漂亮的入行。”“如果你的優點是年輕努力,20歲的時候一天直播8小時也沒問題,等到你35歲了,還是要播這么長時間,但你的競爭對手可能剛從高中畢業,只有18歲。”她說道。

面臨“雙11”這樣的年終大促,連續工作十幾天、每天工作超過20個小時,晝夜不息、日夜顛倒是主播的常態。在鏡頭的光鮮背後,主播每日工作時長普遍都超過10個小時,其勞動保障等也存在不少隱患,在超級主播瘋狂“吸金”背後,更多中小主播和素人主播正在逃離直播間。“這是一份天花板很低的工作。”小玉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曾經,直播行業的“暴富故事”吸引了不少職場新人進入此行業。例如,因虛假宣傳被處罰的頭部網紅“瘋狂小楊哥”曾經自曝,每月給員工發工資5000萬元,還曾斥資超過1億元在合肥高新區买下佔地超過50000㎡的“三只羊”大樓。

“做帶貨主播半年,买了一輛奔馳。”社交媒體上,類似展示普通人也能靠直播發家致富的帖子頗具吸引力,也給了不少人躍入此行的信心。

然而,這樣的神話似乎早已破滅。“主播行業的薪資主要包括底薪和提成。”小玉表示,以她工作的城市廣州爲例,以往新人主播的底薪往往能超過7000元,今年普遍只有5000-6000元,而提成比例大約爲1%至5%,折算下來,月收入剛剛過萬元。如果要獲得更高的收入,則需要強度更高的工作安排。例如,每天在不同場地推介3至4個品牌,且日均播出時間達到12小時以上,如此一來能達到日入2000元至3000元的水平,月薪大約能超過5萬元。

在杭州工作的主播小林也告訴記者,現在普通全職主播的月薪大概在1.5萬到2萬之間。時薪普遍是200元到800元之間。“以羽絨服主播爲例,主播時薪大概是三百塊錢、四百塊錢,普通一點可能兩百塊錢左右。薪資也和個人能力有關。”小林說道。

11月7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絡表演(直播)分會聯合快手平台發布了《網絡主播新職業發展報告》。該報告指出,截至2023年12月,有1508萬人把網絡主播當成主業,預計到2025年我國直播行業的人才缺口將達到1941.5萬人。報告亦表示,六成以上的職業網絡主播每周直播四天以上,八成以上職業網絡主播平均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

另外,盡管網絡直播已成爲重要的新興業態,但龐大的直播市場和主播群體在勞動規範上卻普遍沒有保障。據多位主播透露,目前大部分中小直播公司和主播籤訂的是勞務合同而不是勞動合同,這也意味着公司和主播的關系幾乎都是“一次性买賣”。

因此,倘若遇到裁員、工傷等問題,主播幾乎很難從公司獲得賠償。“如果籤的是勞動合同,被开除會有n或n+1的賠償,而勞務合同中卻提到:‘如果不符合要求甲方可以解除合同’,因此主播很容易因爲莫名其妙的‘形象不合、不能勝任’等理由被开除。”小玉向記者透露。

消費者爲何逃離直播間?

“無聊的時候刷直播,看着看着就下單,一晚上能下6、7單,第二天醒來,想想又後悔,全部再退掉,這樣的事,反復發生過好幾次。我立了flag,2024年不在任何直播間下單購物。”消費者琳琳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從今年2月給自己立了規矩後,她真的很少再刷短視頻,更不看直播購物。

琳琳加入的“不要买”群組,有許多和她有類似經歷的人,衝動下單後,寄來的快遞不拆,原封不動再退貨,“主播營造的氛圍感,讓你覺得不买就是虧。”也有熱心的群組網友分享小技巧,“大數據會根據你的喜好推薦你想看的,你要有意識改造自己的人設,比如,一直搜‘不买衣服’‘極簡主義’,時間久了就能控制住自己。”

和琳琳不同,劉敏離开直播間的原因是受夠了真真假假的低價,以及意識到了時間成本的重要性。她在2019年接觸直播短視頻,2020年跟隨喜愛的主播下了第一單,今年“雙11”卻偃旗息鼓。

另一名消費者劉娟喜歡的主播是草根人設,帶的大都是工廠貨,沒有品牌。疫情期間,劉娟經常照顧主播生意,幾大箱洗臉巾、幾十盒牙膏往家买,“用也用不完,家裏人也不开心,覺得我买的是垃圾,但我認爲它值那個價,比如,你9.9元买件T恤,它確實是9.9元的質量,不能說是主播騙你。不過,後來接觸的直播間多了,看的多了,有些套路就看懂了,很多是演戲,演砍價的戲碼給你看,如果天天都低價,那還能是真的低價嗎?”

主播們,請別把直播帶貨想簡單了!

經濟日報指出,直播帶貨看似簡單,實則門檻不低。相較於傳統賣場導購對單一品類商品的銷售行爲,網絡直播中主播所售商品涵蓋食品、服裝等多個品類,需專業知識支撐。依據商品推介方式的不同,主播扮演着銷售者、廣告發布者等多重角色,需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不少主播通過开設账號矩陣、公司化運營等手段尋求規模化發展,更需處理好團隊管理、供應鏈把控等問題,這都對直播帶貨從業者的專業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

然而,一些主播的責任感與專業性卻未能與名氣同步增強。不少“素人”主播因形象親和、語言平實,所拍攝短視頻內容貼近生活,受到衆多粉絲喜愛,但對帶貨背後的責任風險並不熟悉。同時,主播團隊將大量資金與精力用於完善劇本與話術,商品品質把控能力與售後服務卻止步不前,從而埋下“翻車”隱患。

直播帶貨是商業行爲,需要具備相應能力、承擔相應責任。成名不問出身,同樣擔責時也不能以出身爲托辭。主播的商業之路上,創業的初心要始終保持,選品、推介、售後等環節的專業性、責任心則需不斷精進。

用戶渴望省心、省錢的消費體驗,創業者則期盼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直播電商行業蓬勃發展,更需悉心維護。這就需要平台方用好推薦機制這一“指揮棒”,讓品質高、價格優、評價好的主播被更多人看見。爲此,要不斷強化網絡監管執法與市場監管執法的協調聯動,抓早抓小、防微杜漸,糾偏扶正、督促整改,引導直播電商經營主體健康成長、誠信經營。

紅星新聞也表示,今年以來,直播電商領域經歷了一系列變革,網紅帶貨頻繁遭遇口碑危機,導致市場風向發生了顯著變化,那些注重品質保障、提供可靠商品的直播間愈發受到消費者的歡迎。這一系列現象預示着,直播電商行業曾經的野蠻生長、單純依賴流量賺取快錢的模式已成爲過去式。在這個新時代,直播電商公司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產品質量、服務水平和營銷策略,以適應市場的變化和消費者的需求。(伍世豪)

(文中小玉、小林、琳琳、劉娟均爲化名)

綜合自 | 紅星新聞、經濟日報、澎湃新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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