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快速發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深刻改變人們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網絡技術對家庭關系產生怎樣的影響，個體家庭將何去何從等問題，成爲社會各界的共同關切。

　　第一，總體關系的異域共情與在場疏離。互聯網對家庭關系倫理的重構可從共享與分隔兩方面考察。場景的共享打破了既有的社會角色模式，也形成了新的分割。一方面，互聯網的“聯”帶來異域共情，增強家庭成員的親合性，成爲親密關系的“黏合劑”。在人口大流動時代，家人分隔數地、點狀家庭變爲網狀家庭，互聯網給人們提供了即時和共域的選擇。文字、語音與視頻分享可滿足人們尋求家人及時性支持的訴求，虛擬網絡創造出“在場”效果，帶來群體共享場景的融合。另一方面，互聯網的“脫”形成在場疏離，減少親人面對面的交流，且可能因信息溝通障礙而引發家庭矛盾，影響家庭關系的質量、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大衆傳播媒介正引起一場靜悄悄的“家庭革命”，成爲家庭關系的“隱形殺手”。網絡依賴佔用家人的共享時光，“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我在你身邊，你卻在玩手機”之類的調侃，鏡射的正是家人雖然物理上共處一室但社會與心理空間卻不共享的普遍現實。這種割裂弱化了家人之間的親密感，以及在“家裏”與在“其他地方”之間的區別。

　　第二，代際關系中的父輩削權與子代增權。互聯網的組織與行爲特徵（尤其是後者）重塑着代際權力。子代生於互聯網時代，是互聯網的“原住民”；長輩被裹挾於互聯網浪潮中，多是互聯網的“移民”甚至“難民”，由此解構既有的代際關系、引領新型的代際關系，代際權力重心發生着前所未有的流變。

　　代際隔閡與衝突是與年齡俱來的固有特徵。在老齡化與數字化並行時代，網絡使用成爲一項基本生存技能，被裹挾於數字時代的老年人面臨數字理念溝、介入溝與信息溝，成爲新技術的被動接受者、陪伴者和落伍者。同時，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爲子代挑战親代權威提供了可能，直接對父輩的經驗知識進行“袪魅”，弱化了傳統的別上下、區尊卑的教化模式。順向教化的“知識前喻”或“前喻文化”喪失優勢，父輩若想跟緊時代步伐，就不得不以“乖小孩”形象接受子代的技術反哺，由此解構父權認同，構成削奪父輩權力的要因。相反，子代佔據信息高地，成爲數字權威的掌控者，引領網絡社會的發展走向，並通過對新知識尤其是數字知識的創新、生產與熟用，以及其他多種手段進行自我賦能與“增權”。父輩必須依賴子代的數字反哺，方能更好地適應網絡生活，而“技術後喻”已然成爲當下文化傳遞的新模式，顛覆了幾千年的前喻文化。此情此景下，養的目的、孝的意義、尊的邏輯和敬的基礎都在變化與動搖。再加上其他制度和結構要素的共同作用，代際權力關系一消一長。

　　第三，橫向關系中的夫妻分權與平等。工業革命的鋪陳，打破了傳統的“男主外”社會分工模式，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會生產，經濟上日漸獨立，女性由此突破了單一的家庭角色定位，追求職場發展，實現社會價值。互聯網技術的普及，進一步降低了勞動強度，拓寬了勞動領域，衆多行業和職業都呈現出“去生理性別化”特徵，爲女性全面參與社會勞動提供了便利和機會，也改變着公共領域的性別權力結構，重塑着私人領域的夫妻關系。

　　然而，當前女性面臨的問題比此前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復雜，技術進步不等於性別關系的更加平等。性別與技術的互構，使得母親不僅延續着傳統的育兒性別分工機制，還主要承擔着育兒數字化教育。

　　互聯網時代的夫妻關系還面臨其他方面的挑战。移動電子設備已成爲個體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虛擬空間的互動也成爲現實交往的替代。網絡沉迷意味着夫妻的溝通時間縮短，既可能是一方冷落對方，也可能是彼此忽視，由此導致婚姻關系的壓抑與焦慮，影響婚姻質量。當然，虛擬交往行爲本質上是現實關系的投射，若現實世界中的夫妻關系親密，則虛擬空間會給夫妻提供另一個平台來延續夫妻之情；若現實世界中的夫妻關系冷漠，則技術也難使夫妻關系在虛擬空間中得到改善。婚姻關系的穩定性依然主要取決於夫妻溝通的質量和婚姻質量本身。

　　雖然家庭的確在量變之中呈現出質變的趨勢，如代際關系與夫妻關系由父系集權向分權平權的流動等，都具有不可逆性。但是，家庭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的存在，更是家人身之所系、心之所依、情之所歸之處；有些事情須由家庭成員親力親爲，有些功能須由家庭通力承擔（如生育、養育）——這是由家庭的本質屬性決定的。而這樣的屬性，決定了互聯網時代的家庭將會在轉變之中存續與發展，而非瓦解與消亡。

　　楊菊華

　　（作者爲中央民族大學人口與民族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標題：互聯網時代家庭關系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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