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馮侖風馬牛
鄭永年
2024年行將過半，你的年度計劃進展如何？很多朋友在年中都會回顧自己的計劃，再根據當下的形勢和對未來的預判，及時調整目標，以期下半年的努力更有效率。
今天，我們給大家分享鄭永年教授對國內宏觀經濟難題的看法，在他看來，目前中國必須克服的挑战，是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什么是‘中等技術陷阱’？它對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看完本文，或許會對你的未來幾年的工作規劃有所幫助。
來源：中信書院
作者：鄭永年
2022 年召开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國家下一個階段的目標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然而，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現實的環境中來實現，而今天的中國面臨內外環境的急劇變化。
從內部發展水平來看，改革开放以來我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大轉型，但是還須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型。
就外部環境來看，美國把中國界定爲唯一一個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的國家，對中國的高科技實行‘卡脖子’和‘系統脫鉤’。
對我們來說，要回答的問題是：在這樣的內外部條件下，我們如何破解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技術圍堵，實現從應用性技術到原創性技術的轉型，以實現高質量發展，完成下一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當前，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既是我們必須面臨的挑战和必須克服的困難，也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把自身提升爲發達經濟體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在未來十年，必須積極應對，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0-10的技術創新
中國目前的水平是4-7
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它們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要想從中等收入水平提升爲高收入經濟體水平，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或者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中等技術陷阱’指的是發展中國家依靠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的成熟產業，但核心技術始終保留在發達國家。這樣一旦成熟技術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本土企業又無法突破技術瓶頸，其經濟增長就會陷入長期停滯。
一個經濟體在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復制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一方面需要依靠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在1-10的技術刻度內，向最高水平進步。
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被視爲世界的制造業基地，‘世界工廠’、‘中國制造’甚至‘中國創造’一度成爲衆所周知的詞語。從絕對值來看，中國制造業在2021 年的增加值全球佔比高達 29.79%，接近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印度五國的總和（30.82%）。然而，與世界一流制造業強國相比，中國制造業體現爲大而不強。
根據中國工程院 2019 年、2020 年發布的制造強國發展指數，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強度仍然處於第三陣列，甚至面臨被第一、第二陣列的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掣肘於中低端的風險。
除此之外，在關鍵技術上也受制於人，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基礎技術和工業等產業對外依存度在 50% 以上，集成電路的進口依賴佔比爲 80%，大型優質鑄鍛件的進口佔比爲90% 左右，高檔液壓件、密封件的進口佔比接近 100%。
就中國的技術水平而言，無論從供應鏈、產業鏈還是價值鏈等維度看，目前大體上正處於中等水平。中國現在的情況是：
第一，缺失原創性技術，即缺少從 0 到1 的技術創造；
第二，發展以應用技術爲主，即使就應用技術而言，中國在 1-10 的刻度內也處於 4-7 的位置，缺少 8-10 的技術水平，或者說，在很多領域還沒有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許多核心技術及關鍵零部件對外依賴度依然很高；
第三，中國在某些應用技術領域趕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領先水平，但這些領域還處於零散的狀態，沒有形成系統，或者說，中國技術的整體水平還遠未達到全方位、系統性的強大。
世界科技是一座山
美國意圖把中國趕下這座山
面對今天美國對我們的‘卡脖子’和系統脫鉤，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
在宏觀層面，开放政策是關鍵。我們無疑必須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回應。但是，我們強調的是‘新型舉國體制’，它絕對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而是把大門敞开，在更开放的情況下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創新。
這就涉及我們對世界科技發展內在邏輯的理解。我們可以把近代以來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這樣就比較容易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今天，世界思想市場上一些人在談論‘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的概念，即一個以美國爲中心，一個以中國爲中心。
在科技領域也有人在思考，中國是不是可以構建一個獨立於西方科技之外的科技體系？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經驗層面，世界科技只能有一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國家共同造就的，離开了這座山，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構建另一座山。
今天，美國對我們‘卡脖子’的做法就表明美國不再允許中國繼續在這座山上攀登了，而‘系統脫鉤’更嚴重，表明美國意圖把中國趕下這座山。中國未來的選擇不是離开這座山，而是要繼續待在這座山上，爲這座山做出更多的貢獻。總有一天，不僅我們離不开這座山，這座山更離不开我們。
因此，我們今天提倡新型舉國體制，就需要在开放的狀態下搞科技創新，繼續爲世界科技這座山貢獻中國的力量。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恐懼中國的科技崛起，對中國實行全面打壓政策，但從長遠看，它們不會成功，因爲它們踐行的是政治邏輯，而非資本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近代以來，發生在西方的幾波全球化就是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衝破政治設立的邊界而形成的國際市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用資本、技術和市場邏輯來回應。
第一，中國需要高水平开放。我們所說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第三次开放就是以規則、規制、標准和管理爲核心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更爲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精准的單邊开放，尤其是在人才、企業和金融領域。开放是核心，沒有开放，就很難吸引所需要的生產要素。
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支持
‘三駕馬車’齊頭並進
那么，具體到科技進步層面，一個國家該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自工業化發生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持續創新的過程，這也被稱爲‘創新經濟’，其核心是技術創新。
新技術的產生對現存社會而言，往往是毀滅性的。新技術所帶來的新經濟利益打擊舊的經濟既得利益，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迫使現存制度體系進行改革。因此，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個過程稱爲‘創造性破壞’。
一個國家要突破‘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具備了這三個條件，就更有可能出現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我們也可以把這三個條件稱爲科技創新的‘三位一體’模式。
這三個條件是：
第一，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與科研機構。
科技創新‘三位一體’模式的第一支柱是基礎科研。一個經濟體的基礎科研水平決定了其經濟狀況是屬於前沿經濟還是追趕經濟。相對世界先進水平而言，中國的基礎科研還相當薄弱。
諾貝爾獎的獲獎數據很能說明問題。在化學、物理學、生理學或醫學這三大基礎科研領域，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三個國家是美國、英國和德國。如果用人口數量作爲標准化分母來衡量，這三個國家每 1 億居民的獲獎數量在 50~100 之間。目前爲止，中國籍的基礎科研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只有屠呦呦一人，中國每 1 億居民的獲獎數量爲 0.07。
要想全面提升我們的基礎科研水平，就要找到中國基礎科研相對較弱的根本原因，通過系統性地重塑與之匹配的教育、管理和軟基建系統，爲中國基礎科研的崛起創造有利條件。
確立科學人口培養系統。大學是培養科學人口的主體組織。在這方面，需要做好兩項主要工作：一是把‘科學人口’的數量做大，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興趣且有能力去從事基礎科研工作；二是創造條件讓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興趣，發揮自身的能力。
建立與科學研究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在這個基礎科研的管理體系中，行政幹預必須盡量減少，更不能用行政邏輯替代科研邏輯。提供开放式的實驗室，賦予科研人員足夠的自由，在不同區域的大學和實驗室之間建立橫向合作，形成基礎科學研究網絡。
建設與科學研究相適應的軟基建。雖然基礎科研不是資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須有足夠的金融投入，解決基礎科研工作者的薪資待遇、福利和保障等問題，即‘軟基建’問題同樣重要。
第二，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
科技驅動‘三位一體’模式的第二支柱是應用技術。一個國家應用技術系統的綜合水平決定了這個國家是否已經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總的來看，中國的科技發展目前基本上還處於技術應用式發展階段，即通過發達國家的技術傳播和擴散，對其加以應用。
我們仍然缺乏原創性、突破性和顛覆性的技術創新。被一些人稱爲‘新四大發明’的高鐵、網購、移動支付和共享單車，這些技術或商業模式都不是我們原創的，我們只是利用我們的人口規模和國內龐大的市場，在改良和推廣這些應用上處於領先。
要改進中國的應用技術系統，我們至少需要考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改善‘技術人口’的培養系統。‘技術人口’所需要具備的能力中最爲重要的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就是工程思維方式和動手這兩種能力的疊加。如果我們希望中國的下一代中湧現出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師，最起碼我們要讓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成爲基礎教育的一個重點目標，並且要把對這些能力的檢驗納入升學評價體系。
促進隱性技術知識積累需要克服激勵扭曲問題。中國在很短時間內成爲‘專利大國’和‘論文大國’，但這並不符合實際科技水平。要促進中國應用技術系統的健康發展，必須消除體制內存在的激勵扭曲，鼓勵長期主義、創新、學術誠信和高質量發展，讓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愿意靜下心來去做真正能促進隱性技術知識積累的工作。
確立企業在應用技術轉化中的主體地位。在中國，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既可以是國有企業，也可以是民營企業，但無論是哪種類型的企業，都必須是市場或者商業化導向的。
建設开放的工業實驗室體系。工業實驗室的市場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講投入、不講產出。尤其是需要通過开放來有效提高工業實驗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級政府的工業實驗室之間應當互相开放，更應當向民營企業开放。
進行區域勞動分工。區域不均衡表明在基礎科研和技術應用領域要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各級政府不應當有‘自給自足’的思想、設置各種障礙，而應該通過市場化改革，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第三，必須具有一個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統，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就金融體制而言，缺失風投體系是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短板。中國的金融體系是爲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穩定服務的，無法扮演華爾街金融體系的角色，也很難產生像美國那樣的風投體系。
但如果我們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就可以獲得基礎科研和技術應用轉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我們最近也在提倡要建立雙金融中心，分別是上海金融中心和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爲實體經濟金融提供穩定服務，而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中心則基於大灣區各個中心城市的‘勞動分工’，通過融合發展構建一個可以跟華爾街競爭的金融中心。
國有資本或者國有資本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开：第一，繪制世界產業技術地圖，搞清楚如何實現產業升級。第二，利用大數據等工具，預測未來產業。第三，和大學合作，投資基礎科研。第四，探索中國版風投體系，投資應用技術的轉化。第五，投資新興產業。政府的產業基金必須向民間資本开放，實現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回報共享。
除了金融和國有資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須通過金融改革發揮科技創新作用。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困境在於真正需要資本的科創企業拿不到資本，而不需要資本的企業則‘被’給資金。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三條調整路徑可以考慮：
一是要推動專爲中小型民營科創企業服務的民間金融發展，政府可以根據規定來規制民營金融的規模、服務對象和區域；
二是設立大量的中小型國有銀行，專門服務中小型企業，這些銀行的考核標准應當和大型國有銀行不同；
三是引導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後放出的資金進入這些與民生經濟、創新創業有關的中小銀行。
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支持三個條件必須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爲這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在西方，人們把技術創新過程稱爲‘國家、市場和金融’三者之間的一場持續‘遊戲’。
也就是說，國家負責基礎研究，市場負責應用技術，而金融負責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缺失任何一個條件，不僅會使技術創新很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戛然而止。
重新理解科技和創新的兩個底層邏輯
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三位一體’的創新體系具有普遍意義，我們必須重視，此外，中國還必須根據自己的制度安排特徵來考量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就科技發展而言，中國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在於：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轉化普遍脫節，並且基礎科研的主體是國有大學和研究機構，而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主要是民營企業。
根據這一特殊的制度環境，我們的政策建議聚焦討論兩個主要方面：第一，科技和創新政策的‘雙軌制’；第二，構建开放的企業系統。
從歷史角度看，世界科學中心經歷了從意大利到英國、法國、德國，再到美國的轉移。這一轉移過程背後往往存在兩個底層邏輯：第一個是‘科學理論—科學實驗—科學理論’的循環加速機制，第二個是‘技術—科學理論和實踐—技術’的循環加速機制。
從經驗層面看，第一個底層邏輯中短期內在中國不具備實現條件，而第二個底層邏輯在中國已經形成，且主要依賴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上的決定性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雙軌制’的科研體系：
一方面，建立面向民營部門的科技和創新政策‘新軌’，以在中短期維持和加強技術創新循環加速機制（第二個底層邏輯）；
另一方面，逐步改革面向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和創新政策‘老軌’，逐步推進‘體制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研究經費資助方以及出版社和學術期刊的發展，倒逼‘體制內’相關機構的體制改革，以在中長期創建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循環加速機制（第一個底層邏輯），推動中國發展成爲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
在西方，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企業的供應鏈就變得越來越長，也變得越來越开放。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企業之間互相封閉，類似一個不同的土豆，彼此之間毫無關系。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一個產品的各個零部件都由自己來生產，即使有供應鏈，供應鏈的長度也微不足道。
因此，中國的企業最爲看重的是市場份額，以市場份額來保障利潤，而這樣做一旦市場飽和，利潤就成爲問題。更爲重要的是，封閉的企業缺乏競爭動力。
在當前全球化與現代化逐漸背道而馳、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外部環境面臨壓力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作爲中國經濟的主體部分想要實現技術升級也面臨着許多挑战。
保持开放、堅持开放、構建开放的企業系統，是實現企業技術進步的關鍵一環。而要構建开放的企業系統，需要企業通過延伸產業鏈、供應鏈，實現企業之間、國內區域之間和面向全球的三個層面的开放。
同時，除了企業自身應保持开放、實現觀念和战略的轉變，政府也應通過政策、立法幹預，實現省級、國家級統籌推動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以達成更精細化的全國、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助力企業完成技術升級，引導國家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本文內容整理自《中等技術陷阱》，鄭永年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經編輯整理。
標題：鄭永年：未來10年，我的判斷
地址：https://www.utechfun.com/post/3856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