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科技領域正面臨“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
近日，美國國會宣布通過《2024年國防授權法》，以“國家安全”爲由禁止美國自2027年10月起採購寧德時代、比亞迪及其他四家中國企業的電池。更早之前，美國商務部宣布限制日荷對華出口光刻機，以及啓動成熟制程芯片供應鏈調查，劍指中國芯片發展。
1月31日，美國商務部負責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長馬修·阿克塞爾羅德（MatthewS.Axelrod）表示，目前已經有接近800家中國實體被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當中，其中超300家是拜登政府任內被納入的。
不止是外部環境變化，還有“內憂”。在半導體、AI、生物醫藥等前沿技術領域，大市場沒有出現如微軟、英偉達這樣大的科技巨頭，而且中國嚴重缺乏原創性技術，與世界一流制造業強國相比，中國制造仍然大而不強。同時，國內上市公司研發費用低於美國企業，投融資機構的募投管退全面下降，前沿科技公司面臨一定的融資難、上市難等。
隨着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99年的1.094萬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126.058萬億元，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中國基礎技術薄弱、美國出口管制持續收緊等因素，是否已導致中國陷入到成熟技術紅利進入瓶頸期，而“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能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是否使經濟增長或將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近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教授鄭永年領導的研究團隊，在《中國科學院院刊》2023年第38卷第11期發表了專題爲“跨越‘中等技術陷阱’與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中等技術陷阱”概念。
鄭永年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不斷引進、模仿、發展成熟性技術，但缺乏原創性技術投入，有可能成爲產業升級和向高質量國家發展中的一項重要挑战。
“今天美國‘卡脖子’的做法表明其不再允許中國繼續在‘這座山’往上爬了，系統‘脫鉤’則更嚴重，表明美國意圖把中國趕下‘這座山’。中國不能上美國人的當，意氣用事，自己封閉起來而離开‘這座山’，而是應當告訴美國，雖然美國現在霸佔着‘這座山’，但‘這座山’既有美國的科技貢獻，也有中國的科技貢獻，它既是美國的，也是中國的。”鄭永年呼籲，中國應採取更加开放的政策，以及全面性改革來實現科學技術的升級，以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院長、副研究員袁冉東博士，與鈦媒體進行了一場獨家對話。
袁冉東博士表示，上述這項原創性研究成果既有理論價值，也有現實意義。一個經濟體如果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中國未來需要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同時也需發力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從技術刻度的“4—7”或更低水平，不斷向“8以上”的水平邁進，推動中國高質量發展。
“從長遠來講，如果分兩步走的話，基於正確的高科技投入模式，假以時日一定能做到8-10，屆時中國科技真的會引領世界。”袁冉東表示。
芯片進口依賴佔比高達80%
中國亟待加強高科技投入
1978年起，中國全面實施“改革开放”。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企業充分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和政策優惠，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實現“中國制造”，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數據顯示，從絕對值來看，2021年，中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全球佔比高達30%（29.79%——，接近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印度五個國家的總和。與此同時，2023年，國內GDP已超過126萬億元，相比1999年的1.1萬億美元（當時約合9.06萬億元人民幣），增長速度超過1390%。
然而，與世界一流制造業強國相比，中國科技制造仍然大而不強。
據中國工程院發布的制造強國發展指數顯示，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強度仍然處於第三陣列，低於第一、二陣列的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甚至存在被這些國家掣肘於中低端的風險。
同時，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形勢展望（2020）》中指出，雖然中國從2010年起連續保持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地位，但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受制於人，在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基礎技術和工業等產業對外依存度在50%以上；集成電路（芯片）的進口依賴佔比爲80%，大型優質鑄鍛件的進口佔比爲90%，高檔液壓件、密封件的進口佔比接近100%。
盡管中國制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近30%，接近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和印度的總和。但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8年的數據，中國的研發支出（4652.87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而中國的技術實力仍處於全球第三位；研發投入強度上，中國（2.14%）排在第16名，低於OECD平均水平（2.49%），且落後美國、以色列、韓國、日本及歐洲主要發達經濟體。
這反映出，中國技術創新的絕對投入已經名列前茅，但投入強度與美國等技術強國相比還是有較大差距。
很顯然，隨着科技創新成爲大國战略競爭的核心，但中國現階段仍處於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進入“瓶頸”期、美國發起的技術封鎖、內部低端技術層面的惡性競爭等環境下， “前有埋伏，後有追兵”，還未完全突破“中等技術陷阱”。
那么，什么是“中等技術陷阱”？
簡單來說，如果“0到1”代表關鍵的原創性技術、“1到10”代表不同程度的應用技術水平。而目前，中國缺失原創性技術，多個領域的應用技術也還沒達到世界頂尖水平，整體科技水平大體處於“4-7”這一位置。與此同時，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從發達經濟體擴散而來的技術來實現，但很難通過單純的技術擴散，來實現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到發達經濟體的跨越。
“後發國家通常在產業升級和向高收入國家轉型方面遇到困難，因爲它們在技術引進、模仿、吸收和跟蹤後缺乏原創性技術進步。”鄭永年在論文中提到，中國制造企業已發現向價值鏈上遊提升越來越困難。
那么，如果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避免陷入增長停滯，就必須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並且亟待加強高科技投入以及構建自主开放體系。
袁冉東對鈦媒體App表示，其實很多人對純基礎研究的認識存在一定誤區。比如，純基礎研究水平與“卡脖子”問題沒有因果關系，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國進行封鎖，想要阻止中國進步，但不能因爲被別人“卡脖子”而病急亂投醫，把根本原因歸咎於中國純基礎研究水平不足、美國封鎖等問題。
“純基礎研究的產出是屬於全人類的‘公共品’，只要你能讀懂別人發表的論文就能弄明白其中的原理，沒有什么地區‘障礙’。我們被“卡脖子”，具體來說體現爲某種產品無法獨立自主地制造出來，例如高端芯片、光刻機、高端軸承等等。這些產品我們目前無法實現完全國產，最關鍵的原因，是因爲在這些精密產品的制造過程中有很多的工藝流程的細節和參數是我們不知道的，它們的背後是很多的專利，以及很多非專利的商業祕密。
很多真正值錢的制造工藝細節都不以專利的形式存在，而是被企業作爲祕而不傳的商業機密來處理，原因是專利一旦注冊了，就要披露細節，而且專利是有期限的，而商業祕密只要不泄密，永遠都能爲企業帶來盈利。
一個經典案例就是可口可樂的配方，沒有申請專利，到現在都是一個商業祕密。飲料的配方很難用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得到。我們如果要完全復刻可口可樂，也是做不到，但沒有人會說這是我們在飲料產業上被“卡脖子”，更沒有人會說這是我們基礎科研出了問題。”袁冉東表示。
袁冉東認爲，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科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進展，但在純基礎研究、應用技術和金融支持三大系統分工協作的新型發展模式中，是中國科技的“軟肋”所在。他提出，要全面提升純基礎研究水平，首先必須釐清一些認識誤區，然後要找到中國純基礎研究相對較弱的根本原因，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改進純基礎研究的战略思路。
袁冉東對鈦媒體App表示，中國的“基礎研究（科研）”裏面，90%以上都不是真正的純基礎研究，而是應用研究。
他在論文中指出，相對於其他科技強國，中國的科研經費投入仍然不足，尤其是在純基礎研究領域。近年來，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科技強國用於純基礎研究的經費佔其國內研發總投入的12%—23%，而中國只佔6%左右；其中不少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純基礎研究，而是應用技術研發，真正用於純基礎研究的經費少之又少。
“中國對於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區分並不嚴謹，有一些模糊，這其實對我們科研管理是十分不利的。”袁冉東表示，很多人對於相關概念一直“混淆不清”。
袁冉東向鈦媒體App指出，中國在發展真正的純基礎研究方面還沒有开始發力，是中國純基礎研究相對落後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潛力巨大。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在能力允許的範圍內逐漸加大對純基礎研究的投入，是符合中國和人類的長遠利益的明智之舉。
袁冉東強調，如果中國要做全球科技領域的第一名（Number One），絕非簡單“抄作業”、當“模範生”就能解決的，而是要有“內生創造性”，科技產業需要底層的技術創新，中國需要認識到自身的不足。未來，國家需花更長時間、更大投入來發展基礎性科技創新。
跨越之路：
建立人才體系、科研變革、鼓勵資本
當前，中國已經意識到科技創新、基礎科研的重要作用，而且大力支持和投資人形機器人、人工智能、芯片半導體等前沿科技產業。
2月1日，中國提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必須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战，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
以人形機器人爲例。前不久，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人形機器人創新發展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中國人形機器人創新體系初步建立，“大腦、小腦、肢體”等一批關鍵技術取得突破，整機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實現批量生產；到2027年，人形機器人技術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綜合實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不僅如此，在投資方面，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布的部門預算數據顯示，2023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預算總數比2022年增加11.80億元，同比增長3.6％，創下歷史新高。
民間資本層面，2023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完成投資案例數（按企業）達7107起，同比下降12.2%；投資總金額高達6928.26億元，同比下降23.7%，降幅較2022年有所收窄。其中，投資額較大的四大領域是半導體及電子設備、生物技術/醫療健康、IT、機械制造，共計佔全行業總投資額的66%左右。
鄭永年在論文中表示，一個國家要突破“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3個條件：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一個开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財政的支持。
“這3個條件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一旦缺失任何一個條件，那么技術創新不僅很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上戛然而止。”鄭永年認爲，無論是體制，還是政策層面，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需要做一系列的變革，而且中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滿足這些條件。
鄭永年在論文中提到，在人才和自由思想方面，“中國基礎研究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美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脫鉤’。”
袁冉東對鈦媒體App表示，基礎研究首先離不开的是尖端的科技人才。
同樣，基礎研究離不开不同文明、文化和國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間的充分交流。
袁冉東坦言，“科技創新的根本問題是‘人’。我提出‘科技人口’概念可以分兩部分，一是科學人口，另一個是技術人口。如果要大規模提高科技人口規模比例，中國就需要重塑教育系統體系，應試教育無法有效提高科技人口的規模。獨立思考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創造力想象力、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些才是培養科技人口的關鍵，但現在的教育系統並不能滿足這些。”
在袁冉東看來，未來，中國需以滿足教育、管理和“軟基建”三大必要條件爲核心，做大“科學人口”的規模並使“科學人口”人盡其才，從而在根本上提升中國純基礎研究水平。
另外，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是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核心要素。
“在公司運作方面，企業的不开放是中國最大的短板。”鄭永年認爲，相比美國的企業把供應鏈延伸到世界各地，而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企業之間基本上還處於一種互相封閉的關系，“類似一顆植株上結出的各個土豆之間的關系”。因此，中國的企業最爲看重的是市場份額，以市場份額來保障利潤，一旦市場飽和，利潤就成問題。更爲重要的是，封閉的企業缺乏競爭動力。
鄭永年在論文中提到，中國需要鼓勵國有資本在風投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以及發揮民間風投的角色。其中包括和大學合作，投資於基礎研究；探索中國特色風投體系，投資於應用技術的轉化等。
袁冉東補充稱，事實上，風投的回報一般需要很長時間，一般是8—15年，甚至更長。這樣長時期的投資並不是現行體制所允許的，因爲國有資本管理者的任期一般是3—5年。要克服這個體制短板，就要進行改革。而且，風投基金需要關注和投資“科技人才”，並非緊盯回報。
袁冉東坦言，如果中國真的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就是需要擁有足夠數量的科技人口，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一旦未來中國有10%、20%甚至30%的科技人口，中國的科技創新引領世界就將成爲“必然”。
標題：美國芯片禁令持續升級下，中國是否已陷入“中等技術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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