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對於中國採取科技出口管制以及 COVID-19 疫情以來，許多國家已意識到投資與生產高度集中在一個國家所可能產生的風險，這樣的風險也包含密切往來的經貿關係可能被做為「經濟脅迫」的工具。為此，七大工業國組織以及許多民主國家紛紛對於中國的投資採取「去風險」以及歐盟也通過反脅迫（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措施來因應。就台灣而言，我國對於中國持續以取消ECFA關稅優惠的作法，也提出相應的措施來降低中國進行經濟脅迫對台灣個別產業的傷害。

由於台灣是世界供應鏈「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的重要成員，因此，今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是否影響台灣受民主國家「可信賴」的程度，也引起國際關注。

在疫情期間被世界看見，帶動台灣經濟大幅成長

過去，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常會被與中國混淆為沒有差異或差異不大，但是，這樣的情況在美國對中國採取科技出口管制後有很大的改變。在美國因為擔心中國際廠商從事技術竊取的不公平貿易後，開始對中國採取科技管制，大量台灣的科技大廠開始將輸往美國的產能移回台灣生產，創造了大量台商回台投資。

台灣許多高階晶片也因美國管制而不再出口到中國，使得更多廠商擴大在台投資，同時，也吸引上遊與下遊的歐、美、日等企業投資台灣。在國際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台灣同時吸引了本土廠商與外國廠商的投資，進而讓台灣產業的實力與競爭力在疫情期間被世界看見，也帶動台灣經濟的大幅成長。

台灣因成為可信賴供應鏈重要成員所產生的經濟效果，也可以從近年出口數據的變化得到佐證。雖然我國在 2023 年的經濟成長不如預期，但是，去年我國出口總值為 4,324.8 億美元，仍是史上第三高。就台灣對美、中兩國的出口而言，台灣對美國出口佔比由 2014 年的 11% 增加到 2023 年的 17.6%，對中國的出口佔比則由 2014 年的 40.2% 降低至 35.2%。

由上述出口數據可知，首先，相較於 2016 年的 2,791.8 億出口總額，台灣近年出口規模已大幅擴大，這也表現在台灣出口與民間投資的正向循環；其次，台灣對中出口佔比降低與對美出口佔比提高，表示台灣分散出口市場的政策效果已開始顯現。最後，不同於出口中國佔比降低，台灣對美國的出口金額與出口佔比均增加，說明了台灣廠商可以出口更多產品到高所得市場以及台灣出口產業的附加價值增加。

不應將台灣國際經貿地位提高，扭曲為兵兇戰危

由上述經濟數據的說明可以知道，許多人喜歡將《經濟學人》報導台灣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解釋為台灣兵兇戰危，與目前台灣經濟發展趨勢已有很大的落差。

在過去，台灣未被看到與中國有顯著差異或未被國際媒體關注前，當時台灣政府與許多國家一樣均認為中國是有機會取代美國的重要市場，但台灣的出口並未有顯著的成長，對於先進國家的出口佔比仍相當低。然而，過去的台灣經濟表現卻是遠遠落後目前的經濟現狀。

因此，台灣受到《經濟學人》的關注應是我國在經貿的重要性被看見，或對中國產生競爭威脅。我們若知道中國給予台灣 ECFA 早收清單產品關稅優惠將成為今日經濟脅迫的工具，我們就知道過去的風平浪靜其實是風雨前的寧靜，對於台灣的就業與生產並沒有幫助。

最後，如果台灣因為擔心中國經濟脅迫而回到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外貿政策，則美歐日等國將無法分辨台灣與中國差異，此時，台灣因國際「可信賴」而帶來的經濟成長動能將會消失。外國媒體或投資公司也有類似的看法，彭博社（Bloomberg）對台灣總統大選的報導（A Stock Trader’s Guide to Navigating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指出，台灣與中國經貿現狀（status-quo）改變可能使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受到美國的審查（scrutiny）。

南韓未來資產證券 8 日的報告指出，若台灣改變目前與中國的經貿現狀，將有利於南韓半導體大廠三星電子與台積電競爭。值得注意的是，若美、日、英與加拿大等國對台灣的信賴因台、中國經貿現狀改變而降低，也可能提高台灣加入 CPTPP 的困難度，進而影響我國出口市場無法往先進國家分散的進度。在台灣經貿地位已與過去有很大差異的情況下，增加與先進國家的經貿往來，才可讓台灣經濟永續成長。

（首圖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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