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諾獎得主：我有在中國坐高鐵的非凡經歷，不像坐美國的任何火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我不是專家，但我最近有一次從深圳到廈門乘坐高鐵的非凡經歷。不像乘坐美國的任何火車，這是一趟愉快的旅程，我甚至可以在車上舒適地工作。這個例子凸顯中國創造和採用技術的進步。
上月底，美國商務部表示，將對美國半導體行業的供應鏈和國防工業展开調查，以減少“中國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新年伊始，伴隨着美國電池採購新規正式生效，越來越多跨國汽車品牌失去最高7500美元的稅收抵免資格，而美國此舉意在將中國新能源電池產業鏈排除在外。近年來，美國對中國芯片、新能源等行業實施關稅和限制的意愿日益增強。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表示，盡管美國試圖通過加徵關稅和芯片出口禁令來限制中國科技進步，但他看好中國中長期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
托馬斯·薩金特
坐高鐵的例子“凸顯中國創造和採用技術的進步”
環球時報：您如何看待科技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托馬斯·薩金特：“技術”這個詞基本上指的是我們做事的方式。如果你看看在中國做各種事情的方式，就會發現變化巨大，這一切都與技術有關。
“技術”是一個好詞，因爲它涵蓋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決策、溝通、教育和貿易。如果觀察這些方面的變化，我可以說中國的變化很多。其背後原因是新技術的引進和創造，反過來又促進了創新思想和解決方案的交流。
我不是專家，但我最近有一次從深圳到廈門乘坐高鐵的非凡經歷。不像乘坐美國的任何火車，這是一趟愉快的旅程，我甚至可以在車上舒適地工作。這個例子凸顯中國創造和採用技術的進步。
環球時報：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
托馬斯·薩金特：我會說這是一個奇跡。回顧過去45年，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如何？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又如何？你可能會說，中國的生活水平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當，但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還差一些。中國逐步採用在這些國家已被證明成功的一些做法和政策，而且更具創造性。
這個奇跡的另一個方面是，其他國家也面臨着類似的選擇，但他們沒有取得同樣程度的成功。因此，這一奇跡不能僅僅歸功於經濟學，還包括更廣泛的社會因素。
另一個我非常重視的中國奇跡發生的原因是中國文化。在我們審視所觀察到的一些特徵時，會發現這其中包括對傳統以及遺產的深刻尊重，對學習的敬畏以及強烈的職業道德。中國社會重視努力工作和教育。這些品質，它們與經濟學家認爲的進步所必需的品質是一致的。
環球時報：您對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前景有何看法？
托馬斯·薩金特：基於過去幾十年來支撐中國經濟取得成就的持久基本面，我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前景持樂觀態度。同樣的一群人，中國工人和商人，正在繼續實現這一目標。中國經濟成功的基礎在於對技術的开放，對科學和工程進步的推動，以及地方政府有效利用激勵措施來刺激經濟增長。這些沒有改變的基本面加上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其他品質，將繼續推動產生積極的成果，特別是在採用新技術方面。
“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持有一種觀點”
環球時報：目前，美國傾向於對華加徵關稅和實施限制措施，您認爲這將對世界經濟和中美合作產生怎樣的影響？
托馬斯·薩金特：加徵關稅會傷害所有人，這是經濟學教給我們的知識。謹慎起見，我會說關稅幾乎會傷害到所有人。在美國，可能有些人會從這種情況中受益。然而，關稅將對很多參與跨國競爭和合作的人產生消極影響。具體來說，那些不希望競爭的企業，比如美國的鋼鐵制造商將從中受益。你可能認爲這是可取的，但它最終會產生負面後果。
環球時報：當前，國際貿易遇到阻礙，保護主義擡頭。您對政治幹預正常貿易有何看法？中美如何共同努力改善經貿關系?
托馬斯·薩金特：2017年有一本值得一讀的書——《商業衝突——美國貿易政策史》。該書由道格拉斯·歐文撰寫，重點關注2017年前美國關稅政策的歷史。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的一年。這本書深入研究了美國在2017年之前的50至70年間逐步消除關稅壁壘的過程，以及鼓勵其他國家也這樣做的努力。歐文還探討了促成這些發展的經濟思想和政治力量。我認爲閱讀這本書至關重要，因爲圍繞貿易的思想和政治派別今天仍有意義。
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主張自由貿易，對拜登和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都持批評態度。我可以給你提供一些受人尊敬的美國經濟學家寫的文章，他們表達了反對意見。甚至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這些批評就在美國政壇盛行。
我希望我們這些支持自由貿易的人將繼續爲我們的觀點辯護，並最終重獲支持。如果你問我，這就是我所相信的東西。爲什么要徵收關稅？任何國家內部的政治都是復雜的，美國也不例外。重要的是要明白，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持有一種觀點。
未來中國會有不依賴美國技術的先進芯片
環球時報：面對美國的經濟封鎖，中國能否持續保證供應鏈安全和穩定？
托馬斯·薩金特：我認爲這是絕對可以的。我目前正在將經濟學原理訴諸實踐。中國在各個領域都有重要的影響力。實際情況是供應鏈存在復雜性，拿一部手機來說，比如iPhone，由於復雜的供應鏈，我們很難確定它是哪個國家制造的。這同樣適用於計算機。如果我們問它們是在哪裏制造的，答案仍然是不確定的。這些配件來自多個國家的供應鏈。因此，如果從政治層面去破壞這些供應鏈，參與其中的企業將尋求替代方案。最終結果是，其他供應商最終會介入，盡管不是立即行動。
我不喜歡的一件事是正在進行的“芯片战爭”。美國對芯片貿易實施限制令我感到困擾。但是，10年後我回到北京時，我相信會有不依賴美國技術的非常先進和快速的芯片。這些芯片可能有不同的產品架構。爲什么我對此持樂觀態度？因爲中國有大量的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和工程師，超過了許多其他國家。毫無疑問，他們將在各個方面展示創造力。
環球時報：面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各國應如何加強治理？
托馬斯·薩金特：在討論治理時，我認爲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並不是一個新問題。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一直在使用和研究如何管理人工智能。在我看來，這一決策過程將比預期發生得更快，原因是各國可能會得出類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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