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的中國足球,連發三項重磅新政。
無論是調整外援政策,還是开放球隊冠名以及重啓俱樂部異地遷移,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先活着。
縱然圍繞新政爭論滿滿,但也確實有些無奈之舉的意味。
2023賽季中超开幕式。韓海丹 攝外援數創新高
外援政策歷來是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變動最多的一項,只是在“金元足球”退潮之後,近幾年才相對趨於穩定。
外援新政方面,最大的調整在於新賽季中超上場外援人數最多爲5名,創下中超比賽外援比例的新高。
像“金元足球”達到頂峰的2016賽季,中超外援上場規則爲“3+1”(3名非亞洲外援和1名亞洲外援)。而後的2017賽季,中超上場外援數縮減至3名。
資料圖:金元足球時代,大牌外援雲集的中超聯賽 陳驥旻 攝到了2018賽季,中超上場外援數量與U23球員上場人數掛鉤,但最多仍是每隊單場3人。轉年的2019賽季,外援登場數量不再與U23球員數量掛鉤,但3人維持不變。2020至2023賽季,中超上場4外援的政策趨於穩定。
新政之下,中超上場外援人數創下新高,自然引發擠佔本土球員空間的爭議。但在提高聯賽觀賞性,增加聯賽競爭力層面,還是具有一定作用。進一步放开本土球員保護,也倒逼年輕球員參與競爭。
實際上,金元時期的本土球員保護政策,對於年輕球員的鍛煉作用並不算明顯。國家隊青黃不接的局面依舊得不到改善,本土球員的上限也沒有明顯提升。歸根到底,能否上場還是取決於球員硬實力,而硬實力並不是靠保護就能得來的。
資料圖:中超比賽。富田 攝开放球隊冠名
除了外援新政,新賽季另一大調整在於开放球隊冠名。雖然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礎之上,但還是意味着,時隔3個賽季後,職業球隊的名稱中又將出現企業的身影,比如當年的“北京中赫國安”、“山東魯能泰山”等等。
當然,根據新規,職業俱樂部全稱規範爲“俱樂部全稱+所冠名稱+隊”,簡稱規範爲“俱樂部簡稱+所冠名稱+隊”。通俗點說,還是中性名稱優先。舉個例子,即使有冠名,也只能在電視轉播和廣告宣傳等場合體現爲“北京國安(冠名商)隊”。
中國足協爲這一新政加上了相應限制,比如限期在2024至2028賽季實行,俱樂部所屬球隊不得接受俱樂部股東的字號、商號或品牌(包括與其相似的漢字或詞組)的冠名等。
據記者了解,开放冠名是中國足協前期調研和討論過程中,各家俱樂部反對聲音相對較小的一項新政。它在保證中性名權威的前提上,給普遍遭遇生存難題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增加了一個營收渠道。
資料圖:中超比賽 富田 攝重啓異地遷移
三項新政中,在俱樂部和球迷間引起最大爭議的,當屬俱樂部異地遷移。
雖然新規明確要求,完成俱樂部注冊會員協會變更之後,原則上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變更注冊會員協會,但或許還是很難阻擋住它帶來的連鎖反應。
據了解,在2023賽季職業聯賽开始前,就有過關於重啓此項政策的討論,只不過最終未能成行。一年過後,異地遷移在時隔近8年後被重新开放。
之所以引發爭議,原因很簡單:中國職業足球有太多關於“流浪”的記憶。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2021賽季开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隊,其曾輾轉上海、陝西、貴州等地。
資料圖:中超聯賽北京國安vs北京人和。富田 攝頻繁搬遷多少帶些投機性又相應缺乏穩定性,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場。而這一行爲也極容易引發“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局面——在給遷出地球迷帶去巨大情感傷害的同時,作爲外來者也難以被遷入地球迷接受。
2023賽季的16支中超球隊中,絕大多數是成長於所在城市的俱樂部,有着雄厚的球迷基礎。
屬於“少數派”的滄州雄獅,就陷入相對比較尷尬的局面。據了解,俱樂部不但失去遷出地石家莊的大量“死忠”球迷支持,在遷入地滄州市,他們曾經得到的相關承諾也未能全部兌現,使得俱樂部經營陷入一定困境。
此前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陝西長安聯合足球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對異地遷移政策表達了質疑:“俱樂部爲什么不能通過一些市場化的東西,在所在城市形成一個很好的氛圍,去謀求生存?”
資料圖:中超比賽 張暢 攝有消息稱,新賽季中超“升班馬”四川九牛有遷至深圳的意愿。而去年,還處於中甲聯賽的他們,在賽季开始前一天曾強硬施壓足協,希望遷至長沙。
彼時俱樂部在聲明中明確表態:“如果足協不同意本隊提出的異地搬遷要求,那么背後的投資方將不得不放棄在中國的投資和努力,並撤出中國職業聯賽。”
然而這次“逼宮”不僅最終不了了之,還極大傷害了四川球迷的感情。如今異地遷移政策重啓,或許四川九牛的搬遷計劃,這一回能夠成行。
2023賽季中甲聯賽开始前,四川九牛發布聲明對當下處於困局中的國內足球職業聯賽而言,足協开年的這三條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穩定軍心的作用,也應該可以幫助部分俱樂部脫困。
但這是從善如流,還是飲鴆止渴,需要時間給出答案。
來源:中新體壇
原標題:《足協开年新政三連發:先活着……》
責任編輯:崔理斯
標題:足協連放大招,能否拯救中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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