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12月15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邵香雲 黃江林 王寧
冬日的天津剛剛迎來一場初雪，天氣寒冷。天津市河東區大王莊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內卻湧動着一股暖意，工作人員正有條不紊地接待居民來訪。牆上懸掛着的“推定‘群衆有理’、推定‘工作有失’、推定‘問題有解’”的大字格外醒目，這便是河東區探索的“三有推定”工作法。
憑借這一工作法，河東區化解徵地拆遷等各類矛盾糾紛，解決了一批“硬骨頭”和“老大難”問題。河東區大王莊街道也入選了中央政法委在全國範圍內評選的“楓橋式工作法”單位，同時入選的還有天津市紅橋區和苑街道、河西區越秀路街道港雲裏社區。
12月8日，在天津市河東區大王莊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基層義務調解員在詢問了解矛盾糾紛問題。組圖均由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孫凡越 攝
“發動和依靠群衆，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驗，源於上個世紀60年代浙江諸暨幹部群衆的創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動實踐。
創新建立市、區、街鄉鎮三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縱深推進訴源、訪源、警源“三源”治理，頒布實施《天津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深入實施“天津政法強基工程”……近年來，天津堅持創新基層治理模式，充分發揮各方力量，聽民聲、解民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命案連續5年發案不過百，刑事警情連續4年保持下降，人民群衆安全感滿意度保持在98.5%以上，矛盾糾紛預防化解能力明顯提升……天津逐漸探索出了一條符合實際的矛盾糾紛化解法治化新路徑，繪就了“楓橋經驗”的津沽新圖景。
這是12月8日拍攝的天津市河東區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
探索一種機制，三級矛調“化積怨”
今年11月的一天，劉東（化名）又來到了大王莊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與此前數次來訪不同的是，這次他帶來的不是“怨氣”，而是一面鮮紅的錦旗。
“多虧了街道矛調中心，這下終於可以安心享受退休生活了！”劉東見到大王莊街道黨工委書記王虹時心情很激動。
時鐘撥回到今年初，劉東心中卻是憋着一團火。當時剛滿60歲的他辦理退休手續時，由於檔案材料不全，工齡的認定出現了偏差。
就在劉東茫然無助之際，大王莊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伸出了援助之手。如今，劉東不僅拿到了救助金，還順利辦理了退休手續。
難解的“亂麻”，爲何到矛調中心就能有效化解？“這得益於矛調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的工作模式。”王虹道出了其中的緣由。
老舊房屋集中、拆遷面積大、遺留問題多……提起大王莊街道的基層治理難題，王虹感觸最深。每接到一個“劉東式”的訴求，大王莊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第一時間搭建平台，組織涉事單位、律師、人民調解員等爲群衆解讀政策，與相關部門溝通研判，共同制定解決方案。
“我們踐行‘三有推定’工作法，累計化解徵地拆遷類矛盾糾紛1886戶。”王虹說，群衆的事無小事。
依托區街兩級矛調中心，困擾河東區群衆多年的拆除工程擾民問題成功解決，不同類別的拆遷安置補償陸續談妥，被擱置多年的房產證送到了群衆手中，近千件重復信訪事項全部銷號……“積怨化了，群衆的心結开了，我們的工作才有價值。”河東區委政法委副書記胡雲峰感嘆道。
這只是一個縮影。爲構建“一站式”及時回應群衆訴求的工作體系，天津全國首創在市、區、街鄉鎮三級建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20多個市級部門、10多個區級部門分別進駐同級矛調中心，集調解、信訪接待、訴訟服務、法律咨詢、法律援助、心理疏導等功能爲一體，逐步形成了“調解優先、分層遞進、司法兜底”的多元化解工作體系和“一站式接收、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的矛盾糾紛化解模式。
着眼矛盾糾紛解決只跑一地，讓群衆的各類訴求都能在矛調中心找到化解的途徑。“好多常年上訪的群衆說，矛調中心讓他們有了說話的地方。”天津市委政法委基層社會治理處處長蔣璇子說。
不僅如此，各級黨政“一把手”進中心上手解決問題；各部門各條塊結合，屬事屬地聯動，多元化解矛盾，更讓群衆反映的問題有人管，還能一管到底。“讓群衆遇到問題、感到不公時能夠找到地方說理，有人幫助處理。”天津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楊建全說。
案結事了、事心雙解。天津市三級矛調中心自運行以來，累計接待受理群衆各類訴求16.32萬件，辦結15.88萬件，辦結率97.3%，進一步拉近了黨員幹部和群衆間的距離，化解了一批重點難點問題。
12月8日，在天津市紅橋區和苑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金牌調解員在詢問群衆調解需求。
打造一支隊伍，幹警下沉“解民憂”
坐落於天津市紅橋區子牙河畔的和苑街道夢和園社區黨群服務中心，門口藏藍色的“公安”和“社區法庭”的標識格外引人注目。
“我們黨群服務中心裏不僅有警務室，還有社區法庭、檢察公益崗等等。只要有事，一聲招呼，大家就能一起辦事。”在夢和園社區黨委書記商振偉看來，一抹藏藍在身邊，不僅是安全感，也讓他們在解決鄰裏糾紛、化解家事心結時更得心應手。
夢和園社區所在的和苑街道是紅橋區最年輕的街道，是天津市規模最大、整建制的棚戶區拆遷安置區域。2016年4月，天津市規模最大的棚戶區——西於莊片區改造還遷，和苑街道應運而生。
“這裏的136棟高層居民樓好比‘豎起來的胡同’，伴隨着居民生活方式的突然轉變，鄰裏矛盾、物業糾紛持續不斷，僅靠社區幹部的力量有時無法解決。”紅橋區和苑街道辦事處主任、政法委員劉昊說。
夢和園社區25棟高層住宅裏居住着5000多人，老年人口多、困難人口多、殘疾人口多。僅靠街道社區幹部力量無法完全滿足群衆對依法調處矛盾糾紛的需求。
“很多問題看起來很小，但關系到各方的切身利益，如果處理不當，容易讓‘小問題升級成大矛盾’。”天津市紅橋區委政法委副書記陳國女說。爲解決這一問題，天津創新機制，讓更多區級政法幹警向街道下沉、駐街政法幹警向社區下沉，將專業法治力量延伸到基層“神經末梢”。
“周警官，供熱站把我們家暖氣不熱的問題解決了！”“周警官，我們兩家和好了……”群衆口中的“周警官”，是天津市公安局紅橋分局和苑派出所駐夢和園社區的民警周建軍。作爲下沉到社區的政法幹警，周建軍已經被這裏的群衆當做“貼心人”，“有困難找老周”成爲許多居民的選擇。
不久前，社區一戶居民家因爲滲水與鄰居產生糾紛。“問題的關鍵在於維修費用太高，當事人不愿意承擔，達不成一致。”周建軍了解情況後，立刻找來物業，聯系專業施工隊，把維修費用降到最低，經過一番勸說，問題得以解決。
這樣的事情，在和苑街道屢見不鮮。政法幹警發揮專長，與街道社區形成治理合力，成效顯著。今年上半年，和苑街道矛盾糾紛數量同比下降了21.98%，化解率達到98%，同比上升10.2%。
不只是紅橋區，爲加強基層依法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天津深入實施“政法強基工程”，推動政法力量向基層和辦案一线傾斜，法治資源向鄉鎮、農村、社區延伸，爲基層組織預防化解矛盾糾紛提供專業支撐，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家門口”。
如今，天津法院系統在街道（鄉鎮）、社區（村）建立法官工作室148個；天津檢察系統以檢察聽證促糾紛化解，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等第三方力量參與；天津公安系統促進“警格網格”無縫銜接、“網格網絡”聯動共治；天津司法行政系統建立市、區兩級人民調解專家庫。
“這支活躍在基層的政法力量，爲基層組織預防化解矛盾糾紛提供了專業支撐，很多疑難問題迎刃而解。”楊建全說。
在天津市和平區勸業場街道兆豐路社區“家事驛站”，律師團隊在一起商討調解情況（12月8日攝）。
依靠一股力量，群衆糾紛“群衆解”
天津市和平區勸業場街道兆豐路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內，不大的院落裏有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面沙發、茶幾、書架一應俱全，給人溫馨的感覺。這就是兆豐路社區的“家事驛站”，於今年3月17日揭牌成立。運行一段時間後，兆豐路社區黨委書記王玉枝嘗到了甜頭。
兆豐路社區地處天津中心城區繁華地帶，房產權屬雜、價值高、房齡老，加之近年來天津提出城市更新計劃後，婚姻家庭、遺產繼承等家事糾紛快速攀升。擺在“家事驛站”面前的，就是這樣一件件“剪不斷、理還亂”的瑣事難事。
爲了將這類矛盾糾紛的“硬骨頭”化成“繞指柔”，一批“鄰裏調解員”上线，激發了“家事驛站”的調解能效。
69歲的滕長祥身爲勸業場街道關愛退役軍人協會會長，是兆豐路社區“鄰裏調解員”隊伍的一員。今年夏天，社區裏一名退役軍人來到“家事驛站”反映，家裏下水道經常堵塞，由於管道與隔壁餐飲業商戶連通，懷疑是商戶長期排放油污引起的。此前幾年他自掏腰包疏通，覺得心裏很不平衡。今年他找到商戶要求公攤疏通費用遭到拒絕，心中更生不滿。
滕長祥在了解到情況後，隨即找到商戶，從中多次協調，一邊告知對方需要依照法律、法規對棄置垃圾、排放污染物等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爲負責；一邊動之以情，勸告對方重視鄰裏關系。經過他的耐心調解，雙方冰釋前嫌，協定平攤費用，將矛盾成功化解。
在天津市和平區勸業場街道兆豐路社區“家事驛站”，律師在爲社區鄰裏協調員普及調解方法（12月8日攝）。
“家事驛站”成立至今，接待居民百余人次，成功調處鄰裏糾紛、遺產繼承等各類矛盾糾紛56件，成功率達到96.5%，社區內萬人成訴率同比降低66.7%。“群衆的糾紛依靠群衆的力量解決。”勸業場街道黨工委書記陳凱一語道破了其中的祕訣。
“家事驛站”組建了三支矛盾調解隊伍，包括社區網格員、鄰裏調解員、專業律師，依托他們的力量，爲居民答疑解惑。“老舊小區往往沒有專業化物業，社區‘家事驛站’作爲中立的第三方，在穩定當事人情緒、公平公正評判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用情用理把問題化解於萌芽，依靠群衆自己的力量做到矛盾不出樓棟。”和平區委政法委副書記汪斌說。
在天津市和平區勸業場街道兆豐路社區“家事驛站”，社區黨委書記王玉枝（右）聆聽社區鄰裏協調員的協調情況（12月8日攝）。
不只是“家事驛站”，天津市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書記王紅衛坦言，近年來，天津堅持黨的領導與發動群衆相結合，創新群衆參與平安建設的渠道，湧現出東麗“海河義警”、紅橋“紅警”、武清鄉賢等一批叫得響的群防群治品牌，形成了群衆事群衆議、群衆難群衆幫、群衆糾紛群衆解的生動實踐。
“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立足預防、立足調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層，把各類矛盾糾紛化解方式納入法治軌道，爲天津基層社會治理提供更多的智慧方案，護航天津高質量發展。”王紅衛說。
標題：津沽共繪新“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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