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开在住宅樓裏的托育點，小區的公共空間也是托育點小朋友的活動場所。下午3時，“左鄰右舍”托育點的8個孩子拉着戶外牽引繩排成一列去滑滑梯，兩名保育員一頭一尾負責看護。 王倩 攝
“馨巢佳佳”家庭托育園的小朋友正在上繪本課。王倩 攝
■2021年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0至3歲嬰幼兒約有4200萬，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需求，但調查顯示中國總體嬰幼兒入托率僅爲5.5%
■情緒穩定、對孩子有耐心，是不少家長認可汪淼的地方。對於理想托育園，並非教育出身的汪淼形容得簡單質樸，“讓孩子喫得健康，玩得开心，學得快樂”
■“從長期來看，政府加強對托育行業管理，利於托育行業的規範，也有利於托育行業的成長。”但郝勇剛認爲，現行托育建設規範及備案管理辦法都在套用幼兒園的模型化
本報記者 王倩 實習生 師夢嬌
“如果沒有這家托育園，我可能很難出來上班。”曾婕語氣堅定地說。
兒子的托育園17時30分放學，曾婕幾乎每天都會遲到1小時。不過對於托育點的創辦人汪淼而言，因爲托育點就在自己家中，即便家長晚到也不會感覺麻煩。
趁着孩子還在玩鬧，汪淼端出蒸的包子、一碟涼拌菜，曾婕蜷腿坐在幼兒用的小板凳上邊喫邊等兒子。這樣“蹭喫蹭喝”的場景並不罕見，有時喫不完汪淼還會特意給曾婕准備飯盒打包帶走。這家开在北京東四環某小區居民樓、還沒營業執照的家庭托育點，在過去兩年裏，成爲90後媽媽曾婕安心出門工作的有力支撐。
作爲“社會最柔軟的群體”，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問題牽動着萬千家庭的心。2021年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0至3歲嬰幼兒約有4200萬，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需求，但調查顯示中國總體嬰幼兒入托率僅爲5.5%。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指出，2021年托育需求得到滿足的僅佔4%左右。
在2022年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一級巡視員郝福慶介紹，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但目前供給明顯不足。
作爲托育照護體系中的一支，應運而生的家庭托育點填補了一些縫隙甚至更多。
今年3月，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發布《家庭托育點管理辦法（試行）（徵求意見稿）》公开徵求意見。徵求意見稿指出，收托人數不應超過5人；家庭托育點每一名照護人員最多看護3名嬰幼兒；家庭托育點嬰幼兒人均建築面積不應小於9平方米。此外，試行辦法還設置了照護人員資質、監管辦法等多個重要細節，以推動家庭托育標准化、規範化。目前管理辦法尚未正式出台。
這則徵求意見稿，讓一直身處“灰色地帶”的家庭托育點看到走向合規化的希望，但仍有不少難題。家庭托育點究竟如何不負所“托”，在滿足家長需求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
“0—2歲是剛需”
產後8個月，母親回了四川老家，曾婕不得不一個人帶娃。她辭去工作，成爲一名全職媽媽。
“看到同齡人有工作上的成就、去一些很熱鬧的場合，都會很羨慕，也會懷疑自己的價值。”雖然享受與孩子在一起的快樂，但時間一長，曾婕想要重返職場的念頭越來越強烈。
母親建議曾婕送兒子回四川老家，覺得“送托一個月好幾千元不如送回老家”。但曾婕從沒考慮過這個方案，自己帶孩子雖然辛苦，但建立的那種聯系、那種純粹的愛，感覺很治愈。孩子在身邊有什么問題，都能很好地去應對。
曾婕也有朋友家請了育兒嫂，一年換了七八個，綜合幾種方式，曾婕最終把目光投向托育園。
拿到新工作的offer，曾婕便开始着手爲兒子尋找合適的托育園。“合適”體現在諸多方面，價格、距離、環境、師資……曾婕考察了附近不少公立、私立的托育園，也心動於一家宣稱“蒙氏教育”的托育機構，但每月1萬多元的價格，對於曾婕而言，經濟壓力過大。
幾經權衡，每月收費3千多元、離家不到1公裏、开在居民樓裏的“左鄰右舍”托育點成爲曾婕最終的選擇。這裏最吸引曾婕的是有200平方米的獨立院子，小朋友可以开展戶外活動。
院子裏有石榴樹、蘋果樹、核桃樹，記者看到，小院裏一片蔥鬱，帶有小朋友名字的牌子插在小菜園的地上。
汪淼家是一套總面積約220平方米的躍層。一樓餐廳位置放了兩張粉色的兒童餐桌，牆上的裝飾畫是小朋友手工課的作品。客廳鋪滿海綿軟墊，靠牆堆放着小滑梯，兩側還有一筐筐的玩具，一樓的次臥被改造成睡房，10張小牀摞在一起。
與幼兒的居家成長環境一致，是家長選擇汪淼家庭托育點的加分項。“那個地方讓孩子感覺像家一樣的自在，我覺得這比較重要。”曾婕說。
正如“左鄰右舍”的名字一樣，這裏招收的孩子大多住在同個小區。送孩子來托育點的理由各異，有人是爲了減輕長輩的照護壓力，有人爲了讓孩子可以更多和同齡人接觸，有人希望孩子提前適應幼兒園生活，而更多家長如曾婕一般，家中缺乏看護力量。
生了孩子誰來帶，是不少育齡雙職工家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北京另一家連鎖家庭式托育園“媽咪助理”的創始人郝勇剛告訴記者，他的園所收過最小的孩子只有3個多月，“不少孩子一路‘托’到幼兒園才離开。”郝勇剛還記得，自己的第一家園所在2016年正月初七开業，當天就有媽媽把孩子送來。
“最難的還是0—2歲。”作爲一名在托育行業扎根八年的老兵，郝勇剛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得出這樣的判斷，“35%的孩子初始送托年齡在1歲以下，38%是1至2歲，27%是2歲以上。”
27歲的夢夢是一位北漂程序員。今年3月，她把不滿1歲的兒子送進托班。
“孩子連話都不會說、路都不會走，怎么這么狠心？”身邊不少人潑冷水，但這是她深思熟慮後做出的選擇，“我無法全職帶孩子”。她不想把母親綁在千裏之外幫自己帶孩子，也不想在金錢上依賴丈夫，更想活出自己的精彩、有自己的事業。
夢夢短暫地請過育兒嫂，結果一個月裏自己總是盯着家裏的監控，擔心這擔心那，最後只好放棄。選擇“媽咪助理”，夢夢看中的是托育時長——早8時到晚7時30分。自己晚7時下班，剛好可以接孩子。“餐譜是分月齡的，他們家分爲6到12個月、12到20個月、20個月以上三個餐譜。監控可以隨時看寶寶，解決了我的焦慮。”托育園通過手機App對家長开放實時監控視頻，一個孩子可以綁定6個家長的账號。摸爬滾打多年，郝勇剛深知，“托育服務對家長來說，解決信任問題最重要。”
職業女性的難處
松花蛋撈莧菜、洋蔥炒豆腐、油燜鮮蝦、咖喱雞肉，四道菜做完，汪淼拿起手機逐一拍照，發在托育園的家長群。汪淼告訴記者，這個100多人的微信群裏，有些是孩子已畢業卻沒退群的家長，有人是想跟她學做菜，“還有准備生二寶，想繼續往我這兒送的”，汪淼有些驕傲地說。
看到最近剛來的米朵不好好喫飯，從廚房出來還穿着圍裙的汪淼立馬蹲下，輕聲勸道，“你再多喫一點，不愛喫的菜你喫兩口三口都行。”這家托育點的每日午餐兩葷兩素，就是爲了讓孩子能多些選擇。
“汪老師對孩子是那種真誠的喜歡，把小朋友當成她親戚朋友的孩子來愛護，她不是把這個當工作在做。”情緒穩定、對孩子有耐心，是不少家長認可汪淼的地方。
經歷了四年“試管”，42歲高齡產女之後，原本开網吧和奶牛養殖場的女商人汪淼收起所有心思，一心照顧孩子。2018年10月，女兒上了幼兒園大班，汪淼和孩子原先托育園的老師聊天時，對方建議她也可以在家裏試着开園招生。
對汪淼而言，开托育園的初衷是爲了給自己找個事做，更是看到小區裏寶媽們的需求：鄰居有事會找汪淼幫着看會兒孩子，有寶媽因爲加班接不了孩子也會向她求助。“捎帶手就幫人解決一個大問題。沒人幫，必須請保姆，开支大了，家庭生活質量就下降了。”汪淼的托育點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服務。
對於理想托育園，並非教育出身的汪淼形容得簡單質樸，“讓孩子喫得健康，玩得开心，學得快樂”。
站在樓棟外，汪淼家房子沒有在屋外掛任何“托育”“托管”字樣的牌子。雖然沒有執照，但小區裏的家長們“用腳投票”。汪淼只在每年9月爲招生發一次傳單，更多名氣來自家長間的口口相傳。汪淼的托育點幼兒數量常年保持在10名左右，這樣的數量也是這類家庭托育園的常規經營狀態。
2015年，郝勇剛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就讀MBA時，發現班裏不少事業小有成就的女同學都曾因爲生育被迫辭職或影響事業發展。郝勇剛和幾位同學一道創立“媽咪助理”家庭托育園，希望真正解決職業女性的難處。“作爲托育機構，我們希望能爲媽媽們解決後顧之憂。你放心生，生完以後上班的時候，把孩子送過來，不用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也不用考慮孩子的安全和照護問題，我們就是你家樓下的一個讓你放心的托育機構，價格比僱育兒嫂優惠。”比起許多機構對嬰幼兒年齡設置在1歲半以上，郝勇剛的托育園對孩子的年齡要求更寬泛。
开托育園八年中，讓郝勇剛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媽媽，不僅接連送來自己的兩個孩子，還不停地向朋友推薦郝勇剛的托育點。
因爲沒有老人幫忙帶娃，這位媽媽找了育兒嫂，但是育兒嫂突然離職，沒人接手，她只能向單位請假。“出現過兩次這種情況，她面臨離職。恰好我們園所开了，她孩子1歲多，當下就送過來了，一直托到上幼兒園。”之後，這位女士生了二胎，孩子4個月大時也送來“媽咪助理”。
郝勇剛回憶，自己的第一家托育園开在北漂較多的立水橋，是一套90平方米的兩居室。有的媽媽因爲上班通勤太遠，早上6時40分就把孩子送來。“我們的老師給孩子洗臉，喫早飯。”
身處這個行業，郝勇剛深知女性的壓力。
通過備案太難了
今年上半年，郝勇剛爲深圳开園選址時，在同行的微信群裏看到不少轉讓園所的帖子，其中不乏備案的示範園。“爲什么轉讓？因爲招不到生，規模越大虧損越多。”
隨着新生兒數量減少，大中型園所面臨更大的招生壓力。郝勇剛在北京見過一家1000平方米的托育園，只有17個孩子。
“媽咪助理”在北京的12家園所，全都开在社區裏，面積在150—260平方米，每家園招收的嬰幼兒在18到30人，托育點照護者與嬰幼兒的比例均值爲1：3。“托育的服務半徑就是550米到800米，在這個服務半徑中，適齡的幼兒數量是一定的。建一個800平方米的園，能收下那么多孩子嗎？”在他看來，以北京爲例，150平方米收10多個孩子的家庭托育園，可以實現良性經營。
對於郝勇剛來說，家庭托育園運營過程中，房租成本佔總成本30%—40%。“把價格降下來，必然會提高入托率，爲什么降不下來？成本太高了。”
今年3月，原本做幼教課程系統开發的創業者史新宇和有着多年早教經驗的合夥人呂娜創辦了一家家庭托育園。他們租下青年路地鐵站附近某中檔小區居民樓一樓的兩居室。和汪淼的托育點一樣，這裏也帶了400平方米的院子。
每月2萬元的租金價格不比租一間底商便宜，但史新宇想要做得小而精。這裏的幼兒規模是15人，配備4名老師，教學用自己團隊研發的課程、繪本，他希望做出一個有影響力的托育品牌。
“照顧小孩本來就是一件挺麻煩、挺累心的事，收入不到位，怎么期待她對孩子好呢？”在史新宇的家庭托育點，幼教本科畢業的老師，薪資一個月1.2萬元。他算過一筆账，房租加上人員成本以及日常开支，托育點每月成本在8萬—10萬元左右。
托育園每個月收費6980元，招到10個孩子才能保本，但最高峰時也只有6個孩子，這意味着每开一個月，史新宇都在虧損。
除了經濟账，身處居民區的托育園難以辦理營業執照，運營也有不少隱患，取得社區居民的信任並非易事。
爲了和鄰居搞好關系，开業前，史新宇專門买了水果，挨家挨戶送了7層樓。讓他始料未及的是，托育點开業以來，投訴還是不間斷。他甚至讓員工摘掉門口的招牌和燈箱，讓托育園成爲更隱祕的存在，也無法逃過社區居民的火眼金睛，“物業、社區、城管、衛健委、工商、教委全來了”。
托育園院子的角落，一塊塑料篷布上堆着一袋沙子，這是老師之前帶小朋友去小區公共沙坑玩耍遭到居民投訴後，打造的簡易沙坑。此外，小朋友在小區跑步會被投訴，在院子裏玩耍也會被同樓棟15層以上的住戶以擾民爲由投訴，而投訴者的孫女甚至來托育點上過體驗課。
史新宇的另一位同行說起，自己租在別墅區的托育點即使有營業執照，依然難逃被投訴的命運。現在史新宇已經准備關閉這家开在小區的托育點。他感到迷茫，究竟什么樣的家庭托育點才是合規的？意見稿中所提倡的托育點如何落地？
汪淼的托育園幾乎每年都會因爲舉報遇到居委會、街道、工商局上門檢查。每次她都據理力爭，“來的人就說我這裏不能开托育，我明明幹的是好事，家長也樂意把孩子送來”。在汪淼看來，自家的托育園有着得天獨厚的空間條件，位於一樓，又是單元邊戶，對鄰居影響極小；除了大門外，陽台的門可以打开作爲消防通道，還有3扇門；面積大，孩子們也活動得开。
不可否認，2023年是郝勇剛入行以來感到最艱難的一年。7月以來，他的多家園所頻繁遭遇來自各個部門的檢查，有的已經收到幾萬元的罰款單。“說我們沒有食品衛生許可證，不能給低月齡的寶寶做輔食。小寶寶的輔食得少量多餐，一天要做五六頓。很多托育機構選擇配餐制，但配餐裏沒有送輔食的，怎么辦？讓家長帶，那家長把孩子送到我這幹啥呢？”
“我從來不排斥備案。”郝勇剛希望自己的連鎖托育園可以合規運轉，他不停和相關部門溝通爭取，至今沒有一家通過備案。
“從長期來看，政府加強對托育行業管理，利於托育行業的規範，也有利於托育行業的成長。”但郝勇剛認爲，現行托育建設規範及備案管理辦法都在套用幼兒園的模型化，“托育跟幼兒園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場景，在這個市場階段，是不是應該給予托育行業更多幫助”？
徵集意見稿有變？
對於寶媽們來說，機構是否拿到備案，仍是她們衡量家庭托育點質量的重要指標。
蘭州的新手媽媽樊瑞瑞考察過小區附近一家家庭托育點，負責人告訴她，每月4000元的托育費還不能保證孩子輔食裏有蝦和西藍花。“看起來就是個作坊，收費高，還不靠譜。”
在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課題組撰寫的《家庭式托育：現狀、規制困境與政策建議——基於北京市“民居園”的調研》論文中指出，在中國，家庭托育多以“民居園”形式存在，設置在小區居民樓內，人數一般爲10人至40人不等，普遍高於國外的“家托”，更類似國外的“小規模社區托育機構”。其政策監管仍處空白，大多未在任何部門注冊，無工商或教育部門運營許可，無托育服務資質，無政府扶持，發展陷入灰色地帶。
雖然都是在住宅內提供托育服務，因運營主體不同，家庭托育點也存在兩種模式，一類像汪淼這樣，居民在自己家中开辦；另一種則如郝勇剛和史新宇，專業機構利用住宅开辦。
和郝勇剛見面的前一天，他剛從深圳出差回到北京，“媽咪助理”在深圳的第一家園所剛开業。今後，他准備把工作的重心逐漸轉向深圳。談起徵求意見稿，郝勇剛認爲，政策和現實處於擰巴的狀態。“從我的認知來說，目前家庭托育點的辦法完全走不通。”依照文件的“收托不超5人”來說，全國範圍內絕大部分利用住宅來辦的托育點都不符合要求。
有托育業內人士發現，與去年業內徵集意見的版本相比，發布的徵集意見稿刪減了不少限制性規定，“之前是要求樓層在一層和二層，8個平方米1個孩子，廚房要求多大面積。現在樓層也不做限制，人數又變成5個。”
截至2021年底，我國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爲2.03個，距離“十四五”期末4.5個的目標還存在很大差距。採訪中，幾位從業者不約而同提及，山東、浙江的幾座城市降低了備案門檻，已有家庭托育點拿到備案回執。濟南市衛生健康委探索將托育機構嵌入居民樓裏，推動打造“小區內、家門口”的托育服務模式，通過兩年實踐，濟南每千人口托位數從2020年0.8個增至2022年4.15個。
“現在讓真正幹托育的人無所適從。”雖然政策仍不清晰，史新宇還是想再搏一次，爲此他抵押了房子，在距離原來家庭托育點不遠處的商住兩用樓二樓租了新場地，他要把自己开發的繪本課程帶到新的園所。
“媽媽，汪老師都不這么兇地罵我！”一天晚上下班回家，因爲工作的煩心事，曾婕在面對兒子的陪玩請求時有些不耐煩，“我特別想自己待一會兒，他卻提各種要求，人真的很暴躁”。回想發火時兒子的反應，曾婕既難過又欣慰。兩年來，曾婕反復確認，把兒子送到汪淼的家庭托育點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汪淼、夢夢、樊瑞瑞爲化名）
標題：“家庭式托育”如何不負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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