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觀察報
之所以看到民營企業表現更好，不是因爲只有民營企業聚集了企業家，而是民營企業的人才通過創新才能夠生存下來，得到發展。
作者：宋笛 王雅潔
封圖：視覺中國
這是一家成立於上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僅有寥寥幾台簡陋的設備和數位剛剛走出農田的員工。與當時廣泛出現的鄉鎮企業一樣，這家企業的誕生幾乎完全歸因於一位農村企業家的熱情。
這位企業家可能具備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特點，脾氣有些暴躁、行事果斷大膽，又或者話不多但善於琢磨。他可能是鄉鄰口中的能人，但整體上並沒有具備遠超同村人的知識儲備或技能。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一批人，帶領着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踏上了創新之路。
他們從全國各地的國有企業和研究機構中找到技術人才，並說服這些技術人才利用周末的闲暇時間來企業指導生產。同時，他們又從海外引進了淘汰的二手設備，與技術人員一起拼裝出了第一條生產线，开始從外商手中拿到第一個訂單。
這些企業家似乎有魔力似的，讓這些陳舊落後的設備和幾乎被原有體系封存的技術活了起來，搭配上他們對市場敏銳的判斷，這些企業开始在海外市場很快佔得一席之地。
當熟稔了行業的設備和技術工藝後，他們开始思考另一件事情：能不能自己把設備做出來。從拆解進口設備這個並不光彩的起點开始，這些企業一點點實現了關鍵設備的自產，並在這個基礎上走向了進一步的自研。
這種設備上的突破爲一批民營企業的壯大提供了基礎，有賴於技術短板的填補和中國市場本身的稟賦，這些企業不僅能夠在低端產品上更具性價比，甚至在中高端產品上也开始打破國際巨頭的壟斷，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
幾十年過去了，其中一些民營企業已經頗具規模，成爲這個產業中在全球範圍都最具競爭力的企業之一。面對愈演愈烈的國際技術競爭，它們持續將大量利潤投入到技術研發和產品开發中，並與其產業鏈上下遊無數的中小型民營企業一同構成了中國產業的創新策源地。
這並不是某一個民營企業的故事，但它代表了一類民營企業的創新路徑。與其同行的還有國企改制、科研人員下海以及千禧年前後互聯網創業的民營企業。盡管它們在行業屬性、歷史沿襲以及發展階段等方面迥異。但在一點上，它們呈現了類似的特點：不斷地創新。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黃少卿博士剛畢業時曾經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民企研究中心任職，給吳敬璉老師做助手，也調研過大量民營企業。“時至今日，在長期調研基礎上，我對民企的認知和理解是，和國企相比，民企創新能力更強，民營企業家有着更強的創新愿望和執行力量。”9月21日在經濟觀察報舉辦的“民營經濟創新角色與使命沙龍”中，黃少卿表示。
“民營經濟創新角色與使命沙龍”是經濟觀察報主辦的“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系列沙龍”的第一期，這個系列沙龍旨在討論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中，正在面臨的部分現實問題，以期求解。
第一期沙龍圍繞創新展开。首要的問題是，民營企業在中國創新體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高端智庫領軍人才、研究員房漢廷是創新經濟長期研究者，房漢廷對民營經濟在創新方面發揮的作用做了三點歸納。他說，在國家全面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早已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民營企業這個大群體，不僅有能夠擔綱“小創新”的衆多“鋪天蓋地”小微企業群體，也有能夠擔綱“精創新”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群體，繼而在很多領域中還有可以擔綱起“大創新”的“頂天立地”企業群體。
一些數據可以說明這一點，比如民營企業在目前中國高新技術企業中佔比超過90%，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中民營企業佔比超過80%。2021年，研發投入金額前一千家的民營企業研發支出總額超過1.45萬億元，佔全社會研發支出比重38%以上，其中的華爲、騰訊、阿裏三家民營企業研發投入合計超2500億元，佔全國總研發經費支出的6.7%。華爲保持長期研發投入高、研發費率佔比高的高強度趨勢，騰訊的研發費用近年則保持雙位數的投入高增長趨勢，隨着研發投入的增長，也刺激着企業申請專利數量的增長。
如果說民營企業已經成爲了中國創新的主力軍，那么是什么讓民營企業在短短40年間就迸發出如此的創造力？這種創新能力來自於何處？
首都經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講師郭年順提供了一個思路，他認爲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與其所嵌入的工業體系息息相關，而這個工業體系來自於計劃經濟時代。“盡管我們說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確實不存在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家，同時經濟還飽受低效和短缺困擾，但各個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卻並未完全停止，最終中國用計劃手段和國家力量，我稱爲‘國家創業’行動，造就了圍繞制造不同類型工業產品發展起來的工業企業、研究機構、人才資源、供銷網絡和基礎設施，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在郭年順看來，這也是爲什么改革开放後，中國民營企業並沒有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即市場主體會先進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經過資本和技術的積累後，再逐步進入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是迅速進入諸如能源設備、石油化工、自動化控制、通信設備等，甚至战勝了大得多的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的原因。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原有的工業能力被民營部門和國有部門共同繼承下來。很多民營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利用已有的市場需求和技術機會，逐漸打磨產品，參與競爭，並做到了現在這種規模。因此，中國工業的發展與民營企業息息相關，也是民營企業的出現，支撐和幫助了原有國有工業體系的轉型。
“民營企業在改革开放之後逐漸和國有企業形成了基於產業鏈競合的共生共演關系，共同做大了中國的市場規模和提升了整體的工業技術水平，二者無法相互替代。”郭年順說。
如果追問，爲什么這個工業體系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體系內，未能迸發出相同的創造力？
黃少卿提供了一個思路：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之所以迸發這樣的創造力，只是因爲他們別無選擇。
黃少卿說，國企和民企在中國所處的環境不一樣，以政策環境爲例，國企擁有資源優勢，享受政府部門很多資源傾斜，在很多領域有更好進入市場的機會。別的主體難以獲得這種待遇，國企不需要拼命把才能用在生產性提升上就能得到很好的回報，所以國企從業人員的企業家才能，在創新方面很難體現。
“總之，之所以看到民營企業表現更好，不是因爲只有民營企業聚集了企業家，而是民營企業的人才通過創新才能夠生存下來，得到發展。”黃少卿說。
從這個角度出發，黃少卿認爲，如果要讓民營企業持續發揮創新能力，需要繼續給它一個“別無選擇”的環境。
黃少卿所說的當然並非指通過故意歧視營造“別無選擇”，而是通過持續的市場化改革，一視同仁地讓所有市場主體都進入“別無選擇”的市場競爭中。這種市場競爭會讓原有產品的利潤率下降，生存的壓力逼迫企業走向創新，激發企業尋找更好的技術和產品。
盡管中國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但圍繞企業創新的監管仍處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近些年的一個顯著案例是：平台型企業。
作爲民營經濟中特殊的一個類別，中國平台型企業在創新中有其特點。
房漢廷表示，以微信爲例，微信提高了全社會信息的流轉和流通的數量和質量。同時，這樣的企業還聚集了很多數據，爲政府的科學治理提供了基礎，這也是所謂的“國家使命”和“大創新”。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表示，平台企業既像市場，也像企業，可以把它稱爲市場和企業的“波粒二象性”。從這個角度出發，平台型企業的創新就不僅僅是企業的創新。在某種意義上，平台企業可以創造一個創新的市場。
許可表示，創新總是更容易出現在邊緣地帶，當大公司成爲中心的時候，就需要小公司進行邊緣創新。“小公司邊緣創新從哪來？任何創新都是資本和新想法的融合。這個時候，平台可以發揮創新平台的作用。平台企業通過聲譽扶持、資金注入、技術提供等多種方式，幫助其生態圈的小企業以及平台內的生態實現創新性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談平台企業的創新，不能就平台企業論企業，而是要把它作爲一個市場來看。”許可說。
過去數年，圍繞平台型企業出現了一輪監管方向和力度的調整。隨着今年監管逐步進入常態化，平台經濟的價值也开始進一步明確，“平台經濟在時代發展大潮中應運而生，爲擴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間，爲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引擎，爲就業創業提供了新渠道，爲公共服務提供了新支撐，在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顯”。
在許可看來，今年監管政策已經出現一些調整，但要讓政策效果進一步顯現，也需要解決一些矛盾。“如果既有的‘硬監管’都還在，那么‘軟鼓勵’‘軟倡導’的效果就會不夠顯著”。許可認爲，未來不但要加快提高政策支持的普惠性、公平性和一致性，還要評估既有監管法律的有效性、合理性，根據新形勢、新需求的變化，开展法律、法規、規章的立、改、廢工作。
在許可看來，近年提倡的很多學者提倡用敏捷治理的方式去應對，“下手快、力度輕”，通過靈活調整政策，來回應不斷變化的現實。這種理論的初衷是建設性的，但現在看來可能還面臨着“出手快”“調整難”的問題。“敏捷”的設想雖好，但最終有可能會走向不斷“加碼”的監管。
“我覺得，治不只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它背後還有一個‘道’的問題，這個‘道’還是要回到法治軌道上。脫離法治軌道的敏捷治理，不但可能徒勞無功，很可能適得其反。”許可說。
什么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法學家富勒曾提出“良法八條”，作爲法治的底线要求。分別是（1）法律一般性原則，即法律不是針對特定的人，而是對一般人都適用；（2）法律規則必須公布原則，讓人了解、評論；（3）法律非溯及原則，法律只能適用於未來，而非過去；（4）法律明確性原則；（5）法律一致性原則，即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可行性原則，即法律不強人所難；（7）法律穩定性原則，不能頻繁地改變法律；（8）政府的行動和法律的一致性原則。
中國正站在新的創新起點上，面臨着新的創新形勢。
黃少卿說，過去中國做得更多的是改進型創新，如今开始需要越來越多的原創性創新。一些產品和技術开發已經進入“無人區”，難以預測方向正確的技術或產品。
這意味着中國企業要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試錯。
黃少卿認爲，在這一點上，民營企業有着更強的動力。因爲民營企業是用自有資金或者是在信任自己人那裏籌集的資金去試錯，因此，它們具有非常強烈的成功愿望，因爲失敗的代價很大，輕則財產減損，重則破產等。
“從全社會來講，這種‘竭盡全力’試錯，最可能找出符合未來技術路线和發展方向的最優技術。”黃少卿說，“創新沒有天生的贏家。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其實是千千萬萬企業家試錯鑄造出來的”。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黃少卿認爲，政府首先是要提供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在科技政策方面，要把促進科技繁榮的責任擔當起來，爲企業提供更好的技術選擇空間；此外，還包括建立有效合理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建立更適宜中小企業創新的金融政策體系等。
“最後想談的是產業政策，很多學者呼籲從選擇性產業政策向功能性產業政策轉換。過去的創新是模仿創新、改進創新，對於制度的要求沒那么高，就算政府部門實施選擇性產業政策，企業部門也能有所作爲。功能性產業政策更加具有普惠性，有利於公平競爭，發揮個體創業創新的潛力，這是更加適應原始創新所需要的產業政策。”黃少卿說。
在房漢廷看來，這種公平並不僅僅源於一種功效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創新並不僅僅是一種能力，而是一種基本權利。
“創新理論誕生一百多年，走過了精英創新、大衆創新兩個重要階段，當下已經成爲每個公民的天然權利，更是成爲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战略實施的理論基礎。要創新，就不能因循守舊，更不能關閉生產要素擴容的窗口，更需要給予多種經濟成分的市場主體創新的空間和時間。”房漢廷說。
房漢廷說，創新是一個社會活力的源泉，也是每個公民的天賦人權。因此，創新不是某類企業的特權，更不是摒棄民營企業參與甚至主導創新的理由。
上文故事中的那批企業家如今面臨着的是一片开闊但挑战重重的境地：他們需要做出更多“原創性”創新，又要時常面臨技術浪潮中偶現的顛覆式創新，動輒百億技術押寶讓創新的風險陡增；在另一面，他們开始面臨更爲波動的輿論環境，對於民企財富和民企作用的質疑風波時有反復，部分不利於民企創新的制度和政策仍未完全糾正。
但對仍舊雄心勃勃的企業家而言，這一次依然是：別無選擇，唯有創新。
責任編輯：劉德賓
標題：中國民營企業創新啓示錄：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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