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城市產業“東高西低”格局之變
在科技再一次爆發前夜,產業端的數字化時代,AI入場,市場也如原子裂變般變換和重組,萬物互聯的世界宛如浩瀚煙海,人、數據、事物、流程的連接衍生出無數細分智能服務。
時代在變,科技演進,在一個城市中,以前可能是產品爲核心,後來是服務爲核心,再接着是技術爲核心。但現今變了,數據爲核。當數據爲核心的時候,商業模式在變,效率也在變,進而,我國數字城市產業格局也隨之而變。
“東高西低”:數字城市建設的“西部突圍”
說及產業格局,幾乎都是高瞻遠矚與高屋建瓴,才可以從宏觀性視角來探知產業全貌。如果有上帝視角,我國2023數字城市產業格局依舊是“東高西低、南高北低”。這一階梯型特徵和我國經濟區域差異幾乎完全重合,在地理空間和經濟空間上形成高低水平代差。具體差異體現在數字城市基礎資源、產業發展、城鄉差異方面。
在城市中,數字化發展進入了動能轉換的新階段,數字城市產業成爲數字化發展的主引擎。並體現出明顯的集群效應,大型城市群在數字化發展過程中作用明顯,京津冀、長三角、關中平原城市群增速領先。廣東、江蘇繼續位居前2,北京超越浙江上升到第3位,河南上升兩位位居第6,上海超越湖南上升至總指數排名的第8位。河北首次躋身總指數排名前10的行列。具體到城市,除“北上廣深”外,西部雙子星成都、重慶表現突出,分列5、6位,與位居7至10位的東莞、長沙、鄭州和杭州等一同構成了數字城市的第二梯隊。
當然,格局也非一成不變,總有波瀾,也會激活西部地區在數字城市追趕中的一池子春水。
2023开年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是關乎城市數字產業的最高指導文件,整篇《規劃》大約2600字左右,或許是打开西部區域數字城市建設的另一扇門。
在《規劃》中,明確的給出了建設數字中國的意義: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規劃》中,在制定战略上用一句話總結的很到位,數字中國建設按照“2522”的整體框架進行布局。第一個“2”說的是兩大基礎“數字基礎+數據資源”;第二個“5”說的是五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第三個“2”說的是兩大能力“數字技術創新+數字安全屏障”;第四個“2”說的是兩大環境“國內數字化+國際數字化”。
在西部,數字城市在崛起。一是搶抓“東數西算”重大機遇,推動東西部協作向縱深發展,構建數字產業新格局。
在8個國家算力樞紐節點、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一體化建設的基礎上,實現數字資源、算力、產業、服務等合理布局,避免重復建設、產能過剩。
二是建設以數字貿易爲核心產業的創新型內陸自貿試驗區,拓寬數字貿易新業態。
打造以大力發展數字貿易爲動力,以大數據开發服務中心、跨境電商服務中心、高端離岸服務外包中心、離岸結算中心爲重點的物理平台,形成以數字化信息爲貿易標的、高端服務爲先導的創新型數字貿易模式和跨境貿易產業鏈,在數據服務、跨境電商、離岸結算、離岸服務外包、綠色(生態)權益交易,以及與數字貿易相配套的支持政策及創新金融產品服務等方面先行先試,闖出一條有別於東部差異化發展的內陸自貿試驗區新路。
三是大力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推動數字化轉型升級,形成數字產業新集群。
推動數字技術與本地優勢產業、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企業數字科技創新與多樣化應用場景深度融合,推進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在全環節、全鏈條深度應用,重塑企業的研發、生產、營銷和服務組織方式,健全以政府投入爲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投入爲主體、金融機構爲支撐的多層次投融資體系,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專精特新數字產業新集群。
以上三點,是數字中國指導下,對於西部區域突圍、跟進的战略性指導,以西安爲例來看具體實施。在發展數字經濟上,西安作爲西部節點型城市,具有顯著的創新研發優勢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優勢。站在數字經濟“風口”,西安從頂層設計予以重視,《西安市“十四五”產業發展規劃》《西安市“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政策文件中,對數字經濟的未來布局均有較多着墨。
在最強最優勢的算力產業方面,西安未來人工智能計算中心以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軟硬件基礎設施爲關鍵支撐,圍繞建設一個中心(產業研發中心)、打造四個生態平台(公共算力服務平台、應用創新孵化平台、產業聚合平台、科研和人才培養平台)實現西安市乃至陝西省人工智能“政—產—學—研—用的閉環。
與此同時,該城市在數字產業化方面聚焦提質,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應用,並加快重大集成電路項目建設。在產業數字化方面側重轉型,加強數字商務綜合服務平台建設。
等東風:數字城市“西部突圍”的關鍵認知
西部突圍或者說緊跟東部,盤活這一運籌帷幄棋局,需要很多“玲瓏”手段,也需要有“爲什么和怎么辦”世界觀與方法論。
數字城市復雜性與主體多元性並存,建設運營統籌難度大。城市是復雜的有機生命體,數字城市建設面臨的是一個根據環境不斷進化的社會綜合體。這個綜合體中,多元化的主體因發展需求和社會分工不同構成了相互交織且變化多端的城市供需網絡體。
數字城市建設是對城市復雜場景從單一復刻再到演進優化的過程,而任何一個場景的精確數字化復刻,都會涉及城市供需網絡體的多個節點,最終達到好多個主體立體化交互中的動態平衡。這個過程中,需要借助感知技術、傳輸技術、平台技術和數字應用的完美融合,才能滿足城市有機生命體的多層次需求。技術形態的差異、需求主體的多元性和多變性等都給數字城市建設帶來挑战。粗看我國整體的數字城市建設,無論東部或西部,都普遍存在一些共性問題。
一是頂層規劃的指導性還是不足。
我國新型城市建設逐漸步入數字深水區,如何有效銜接既有成果與新建內容,在避免重復建設的同時減少數據孤島,是當前頂層規劃亟需解決的問題,這是個老生常談卻依舊普遍存在問題。
二是數據要素的驅動力難以釋放。
目前各地新型數字城市的建設主要依托信息化系統平台的打造,對數據資源的歸集、治理、共享、利用關注不足。數據資源跨層級和跨部門共享流通不暢、政府部門垂直化管理造成的數據回流困難、統一標准缺失造成的數據質量低等問題,成爲制約數據要素發揮價值的主要問題。
三是基礎設施的支撐度仍有欠缺。
目前,與新型數字城市建設緊密相關的網絡基礎設施、算力基礎設施等已經具備一定規模,但各部門分散建設、分頭管理的現象仍然存在,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統籌化、集約化程度不高,導致了基礎設施老化、智能化水平低、共享共用不足、安全隱患難以消除等問題。
四是多跨場景應用的成效性有待加強。
以往的數字城市項目通常只關注彼此獨立的單個或多個場景的信息化、智慧化建設,政務數據、公共數據、社會數據融合應用困難,以及政府部門辦事流程難以打通等因素都限制了多跨場景應用的落地,阻礙了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和群衆辦事體驗的優化。
從個性化看,西部與沿海地區的發展模式和路徑有較大差異,承接東中部高端產業轉移在產業鏈、供應鏈的銜接上存在錯位;此外,新技術與新基建明顯落後於東部,比如在雲用量方面,很多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與雲用量有強關聯。對於雲技術,西部地區底子薄、起步晚,但增速卻極爲明顯。有調查顯示,西部諸多五线城市雲用量增速迅猛,增幅最高。
當然,西部也有自己數字城市優勢一面,土地、水力、綠電、煤炭資源豐富,氣溫較低,環境優良,建設運營數據與算力中心成本低、潛力大。近年來,西部省份在數字經濟新賽道搶抓新機,奠定了一定基礎,是實現轉型升級、後發趕超的重要着力點。在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數字經濟的战略機遇期,西部需要進一步釋放政策制度紅利、產業協同合力、對外开放活力、企業內生動力,萬事已具備,只等東風來。
我國數字城市格局之變因經濟、科技與地方區位優勢等息息相關。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數字城市的春風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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