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正富在小溪旁上詩歌課。

　　龍正富在詩歌課上。

　　孩子在詩歌課結束後玩耍。

　　孩子站在裝裱的詩歌前。

　　孩子在詩歌課結束後玩耍。

　　孩子站在裝裱的詩歌前。

　　對於一群貴州深山裏的孩子們來說，寫詩和摘苞谷一樣日常。

　　詩意可以誕生在任何時刻。一次放學後，他們小心地繞過莊稼和烤煙苗，踩在嘎吱作響松果和杉木葉上。他們嬉笑着，朝對方臉上吹蒲公英，往對方身上掛帶刺的合歡葉子。

　　那時正值傍晚，遠山連綿，炊煙飄進雲裏。原本在人群中內向、瘦弱的男孩袁方順，漫不經心地吟起剛作的詩：“金黃的夕陽/天空無處藏/眉眼形如弓/做（坐）着剝蓮蓬。”他解釋，“雲朵是太陽的眉眼”。

　　一只金龜子爬到他手上。他順從地讓它爬上胳膊，然後微微傾斜手臂，引它爬回葉子。

　　他是班上最“高產”的“小詩人”，3年裏用掉了10個詩歌本。他的母親和父親離婚已經兩年，他不愿再提起對媽媽的想念。但他還是會讀自己寫的那首詩：

　　“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可你離开了我/我在柳樹上貼着‘媽媽我想你了’/流水像你的頭發隨風飄揚/鵝卵石也有你的微笑。”

　　他所在班級叫“六年級”，71名學生剛剛好擠滿教室。3年前，語文老師龍正富开始在班上教詩歌課。從此，每天都會有人把新寫的詩悄悄遞給他。

　　如果只從學習上看，他們並不算優秀：4個鄉鎮的35個班中，他們成績並不理想，語文和數學的平均分在60分左右浮動。他們臉上總帶着泥土和“高原紅”，看着無憂無慮——課間爬到樹上撿羽毛球拍，在开裂的操場上跳皮筋、跳繩，上課鈴一響，就把手裏的籃球隨意扔進草叢。有老師形容授課像“牽着蝸牛散步”。

　　但他們會寫沉甸甸的詩，有關死亡、離別和思念。班裏有39名學生沒有父母陪伴，他們的父母離異，或去世，或全部出去打工。

　　在這裏，詩可能隨時誕生，也可能隨時消亡：有的孩子的詩歌本被爺爺點煙時燒了；有的孩子本子掉在地上忘記撿，被其他同學掃進了垃圾桶。曾經有場暴風雨吹开老舊的木門，把貼在圖書室後牆的詩全打溼。

　　但他們總說“詩歌很重要”，就連一名坐在最後一排、經常上課睡覺的女孩，也說自己“懂詩”，會給其他人提建議。“那些寫出來自己真實心情的（詩），我覺得才是好的。”

　　他們說，詩歌是光，是相機，是日記本，是好朋友。

　　“可以什么也不做”

　　在龍正富的詩歌課上，他上來就說，“你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71名孩子發出的噪音輕松蓋過了他的聲音。課桌下的小手攥着飛行棋子、撲克牌，不時有礦泉水瓶飛過課桌。

　　即使是寫詩，孩子們的嘴和雙手也不會停歇。詩歌本在髒兮兮的小手裏傳來傳去。總有人拍拍同桌、或者扭頭問後桌，“這個字怎么寫”。有人剛寫完，身邊的同學就搶過本子讀，還“熱心”地朝龍正富揮手，讓他來“欣賞”。

　　課堂上，龍正富總把身體壓得很低，很少輸出觀點，只是不停發問，“你看到了什么？”“你喜歡他的表達嗎？”“所以別人喜不喜歡重要嗎？”

　　40分鐘過去，PPT還停留在第一頁的圖畫上。不停有學生站起來分享自己的觀察。“你們說得太好了，我覺得（我）真的不敢多說”，他在講台上激動地攥着手。

　　下課後，孩子們追着給他看詩。龍正富坐在厚厚一沓本子旁，輕輕讀出聲，拍照，然後慎重地寫上批語。即使有些句子平平無奇，他也會劃上波浪线，在旁邊點上感嘆號。評語大多無關好壞，多是一些他對詩裏情感的回應。

　　有孩子寫，“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房裏/使我每天都露出了/牙。”他批，“老師也开心”。有孩子寫，“我走在路上/發現/我的影子一直/悄悄跟着我。”他寫，“當我們停下腳步，留心周圍，也就开始關注自己，關注生命。”

　　开始上詩歌課前，龍正富沒讀過什么詩。他認爲好詩就是“愛國”“堅強”“正能量”，“別說國外的（詩人），就連北島、顧城，聽都沒聽說過！”

　　接觸詩歌課源於一次偶然。2019年，公益組織“是光”和黔西市教育局合作，給當地的鄉村教師提供詩歌課程和培訓。申請表發下來，老師們“都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校長轉給教導主任，教導主任轉給龍正富。龍正富邊想邊填，直到晚上才填完。

　　之前，老師們要用尺子才能讓這個班安靜。龍正富沒用過。他讓孩子們讀泰戈爾、紀伯倫、希爾弗斯坦、古川俊太郎、金子美玲，在早讀、課間、或者是午休時。他不要求齊讀，而是讓他們七嘴八舌地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味道”。

　　龍正富班上的孩子們語文基礎不好，拼音不熟練、卷子上的閱讀題空了大片，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創作。碰上不會寫的字，有的孩子口述、讓同學“代筆”，有的則用手機語音轉文字，再自己抄下來。

　　“詩歌就像一個好玩的遊戲”，一位男生說。他是班上最調皮的男生之一，有時成績只有10多分。在班主任眼裏，他成績不好，但在勞動的時候很積極，主動拿着鏟子去廁所掏糞坑，糞水濺到身上也不介意，“每個人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一無是處”。

　　“是光”組織會定期遴選孩子們的詩，頒發獎品。這個男生的詩雖然沒得過獎，但他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是看到一只陌生的小狗被撞死後寫的。“當我的小狗出車禍時/我會用我的手/輕輕地/抱起來/當我看見它的身體時/我的淚眼/瞬間掉在我的心上。”

　　“在詩裏，我可以自由地表達”

　　龍塘小學所在的重新鎮“一沒廠二沒礦”，這裏土地破碎，小麥和玉米收成都不好，主要產業是烤煙，10畝的年收入也不到2萬元。

　　大部分年輕人選擇外出務工。國道旁的牆上塗着醒目的藍底白字標語，“外出務工要注意，子女照護要委托”。

　　龍正富說，如果沒有詩歌，他很難獲得孩子們的信任。之前很多孩子的情緒會在某一天突然變化，比如突然不說話、或者在課上掉眼淚。他問孩子爲什么，孩子什么也不說。

　　3年前他开始上詩歌課，他帶着孩子們讀詩、寫詩。一學期結束，孩子們寫出的只是“流水账”，但他耐心地給每首詩拍照、寫評語，之後的2年裏換了3個手機，每個手機裏都有幾千首詩歌。

　　慢慢地，孩子們放下了防備。一個孩子原來總是上課睡覺，拿刀片割手臂，從不和龍正富說話。一天深夜，他突然和龍正富發信息，說自己反鎖了房門，想從樓上跳下去。

　　後來龍正富了解到，他一直跟着爺爺奶奶生活，他不到一歲母親就離开了家。父親正准備再婚，電話裏只讓他好好學習。那段時間母親想見他，卻又托人說，見面時要裝作不認識她，要喊她“阿姨”，因爲她的新家庭不知道她有過孩子。

　　“我30多歲，如果遇到這種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解決，你讓一個孩子去承擔，怎么可能呢？”龍正富說。

　　班上大部分學生家長只有小學或初中學歷，他們對於孩子的期待普遍不高，對詩更是沒什么概念。林怡是班上的第二名，但她的父親說：“不希望她有多么優秀，就希望以後圈子好一點，找工作好找一點。” 得知女兒寫詩得獎，他們只當是“老師布置的作業”。

　　林怡的父親在鄰近的縣城幫人蓋房，母親在福建的紡織廠上夜班，家裏只有爺爺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她高高瘦瘦，話少，兩綹碎發安靜地垂在臉龐。每天回家，爺爺奶奶幹農活還沒回來，她老練地燒水、煮飯，水燒开，作業也做完了。

　　一個人的時候，她花很多時間發呆。當太陽落在山尖尖上，她就站在豬圈旁的葡萄藤下，望着山，直到太陽的影子從山上消失。“我會想山那邊的人，看太陽會不會很近很近？還是說他們面前也有座山，太陽其實是從那座山落下去的？”

　　《月亮》這首詩也是她一個人的時候寫的。“把我的小硬幣放在紙下/用手電一照/你別告訴別人/我在紙上發現了一個小月亮。”

　　從3歲起，她就習慣了送別外出打工的父母。如今，她的思念藏得很深。母親上班前給她打電話，她不知道說什么，但也不愿意掛，最後只能沒話找話地問，“媽媽你就要上班啦？”

　　“是啊，我們這邊天都黑了。”

　　“可我們這邊還很亮！”

　　想要看懂她很難。她有兩個詩歌本，一個是寫記錄心情的詩，一個是寫給老師看的詩。在那個沒人看過的本子上，她把孤獨和悲傷化爲竹子上的雨珠、踩在腳下的泥土。

　　她說，即使是一些看起來快樂的詩，背後也有不开心的“祕密”，“在詩裏，我可以自由地表達。”她很滿意大家都讀不出來，“我也不想他們知道。”

　　但總有蛛絲馬跡藏不住。一位女生說，她在詩裏喜歡用“它”，而不是“他”和“她”，來指代身邊的朋友和家人，“因爲動物是沒感情的，就算感情太深，總有一天會離开你。”

　　他們的詩裏有復雜而微妙的情緒：比如寫近在咫尺的失望，“我馬上就要摘到星星了/可是樓梯一滑/我摔倒在地上。”

　　寫憐憫和救贖：“夕陽把光/撒在水底/仿佛/想拯救以前/落在水底的小孩。”

　　寫殘酷的告別：“雪人/望着冬天離开的被（背）影/可是冬天沒有留下/而是/轉過頭來笑了笑。”

　　朱光潛曾說，詩歌就是美育，“就是多學會如何從自然限制中解放出來，由奴隸變成上帝，充分地感覺人的尊嚴。”“美育必須從年輕時就下手，年紀愈大，外務愈紛繁，習慣的牢籠愈堅固，感覺愈遲鈍，心理愈復雜，藝術欣賞力也就愈薄弱。”

　　“人的感知力是強大的，我們看到的那些詩，是感知力的億萬分之一，以文字方式留下來。” “是光”創始人康瑜說。

　　“是光”的課程覆蓋了27個省份，康瑜發現，相比於山東孩子的平實、湖南孩子的熱烈，貴州山裏的孩子們的特點是“朦朧”。

　　“貴州的小朋友會寫，一滴水掉在河裏，畫着魚的輪廓。還有人寫，想做自由的蜻蜓，爲蓮花做鏡匣。你能夠更加感覺到他們是稍微遠離生活的。”

　　他們用樹、風、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田野，包裹自己隱祕的現實生活。

　　“不功利，無預期”

　　接觸詩歌課前，龍正富覺得自己“太麻木”。他2008年成爲特崗教師，那時認爲好老師就是“把成績搞上去”。

　　那時農村小學沒有“雙減”的概念，學生成績和老師績效工資掛鉤，“天天放學後留學生背、抄、讀。”

　　很多教師教作文寫作，就是讓學生背模板，寫景的背一篇，敘事的背一篇，銜接詞是清一色的“一开始……然後……最後”。他在這種環境裏陷入迷茫。

　　“學生也努力了，你也努力了，但學生好像會通過一些行爲告訴你，他不太愿意這么做。” 龍正富回憶那時候整日都忙，忙着寫教案，改本子，“很少關注學生本身”。

　　有次一位女生流鼻涕、說頭疼，兩天後就沒有來上課。第三天他去家裏探望，人已經在棺材裏了。他只記女生是圓圓的臉，不長不短的頭發，經常穿着紅衣服。

　　他突然覺得茫然，“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她就這樣突然消失了。我沒走進過她的內心世界，她留給我的不多，我留給她的也不多。”

　　他想更了解學生，不想用成績定義學生。但不看成績，他又不知道怎么做。“有了成績才好管（學生），但（學生）可能就沒有愛心了，該幫助的人不幫助，只想着保護自己。”

　　他渴望參加教研活動，但機會寥寥。他讀蘇霍姆林斯基的書，但總找不到實踐的路徑，直到遇到詩歌。

　　“是光”的教師培訓課中有句話，“不功利，無預期。”“是光”創始人康瑜見過很多鄉村老師，着急讓孩子們寫出詩，“（他們）還會有以往的課程慣性，就是課堂一定要出一個東西。”

　　他們還急迫地希望有一些“抓手”，比如有幾個重點、課堂目標是什么，“他們發現自己好像沒有傳統課堂上的權威了。原來他們知道標准答案，但詩歌課沒有標准答案。”

　　最初，龍正富“功利”的教學習慣還會冒出來。郭沫若的《白鷺》中有一句，“但是白鷺本身不就是一首很優美的歌嗎？”他總聯想到考點，“考試可能會要求把這個句子改成陳述句”。

　　但當他嘗試讓孩子們自由地讀上兩三遍，讀到這句，他們會不自覺提高聲音，“像吶喊，也像爭論，是在表達對作者的理解，（他們）也認同，白鷺是一首優美的歌，很自然就理解了這個句子情感上的增強。”

　　龍正富的同事、五年級的數學老師代紅豔上詩歌課的初衷，是提高班裏的語文成績。

　　他們班上有學生還不能熟練拼讀聲母韻母。作爲班主任，她想借助詩歌提高學生們的學習興趣。但她從沒讀過詩歌，自嘲“語文基礎還不如學生”，詩歌課是她第一次上不給學生布置作業的課，“很迷茫，我也變成學生一樣。”

　　有時學生的詩在“是光”平台上獲獎，她又开心又懵，因爲“沒有讀出什么特別的感覺”，“不是我教學生，好像學生教我。”

　　代紅豔班上寫詩的同學只有一兩個，看到龍正富每天都能收到詩，她找龍正富“取經”。對方告訴她要耐心，“把主題告訴他們，然後就讓他們去想吧。只要是他們想的，就是對的！”

　　原來她上課不愛笑，脾氣大，吼人時聲音能穿透操場。她總提醒自己上課要多微笑。“現在我每個星期還要發怒，但是發怒的程度好像有小一丁點進步”，她不好意思地說，“就當是牽着蝸牛散步”。

　　有次詩歌課的主題是“重塑”，一位同學寫，要把某某老師粉碎。她沒有生氣，而是讓那位同學放心，“我不會告訴這個老師的”。她還狡黠地問班裏的同學，“有沒有想把我粉碎的？”

　　她知道教這裏的孩子，尤其需要耐心。龍正富班上有個男生叫李傑，胖乎乎、大嗓門，走路帶風，“成績超級無敵糟糕”，總是被指責欺負同學。

　　代紅豔教過李傑，有次李傑塞給她兩個橘子，其他孩子在旁邊起哄，“老師，他是撿的！”但代紅豔很开心，“就算是撿的，也不是壞的呀！就算是撿的，他也知道給老師呀！” 她說着說着，有些激動，“說真的，有的學生學習不好，沒辦法，但他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

　　李傑會寫的字不多，有天他口述了一首詩，叫《花》，同桌幫他記了下來——“花是香的/一生下來就是香的/就像人/一生下來就是勇敢的。”

　　“回到生活中”

　　距離畢業還有一個多月，龍正富把5月的這堂詩歌課主題定爲“轉角”。

　　PPT上放着尼採的詩，《我的幸福》，“自從厭倦了求索/我便學會了看見/自從一種風向和我對着幹/我便乘着所有的風揚帆。”

　　龍正富有些動容，“這首詩送給你們，也送給我自己。這幾年是你們陪伴了我，是你們的詩歌陪伴了我。”

　　他回想起課堂外，他曾帶學生們去樹林中漫步，或者去小溪邊抓小魚，鞋子甩在一旁。玩累了，坐在草地上寫詩，孩子們用筆撥弄蟲子，草含在嘴裏，花瓣灑滿本子。

　　很多詩都寫於自然中。一位女生說，她坐在山頂，聽到鳥在叫，貓在跑，自己的本子差點被風吹掉，“隨手一寫，哦嚯，就入選了。”

　　她寫，“小鳥去捉風 不想讓風走/可風太大了/風卻把小鳥捉着了。”

　　“詩意是敘述文字之外的真相”，詩人朵漁是“是光”的課程顧問，也曾給鄉村的老師和孩子們上過課。他發現孩子們很擅長捕捉詩意，雖然寫出的文字並不完全是詩歌，但裏面有詩最核心的東西。

　　“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是初次的，他在感受和命名這個世界，這就是詩人幹的事情。等他長大了，他的這個能力會消失。”朵漁說。

　　龍正富希望能通過閱讀和郊遊，喚醒孩子對生活的感知力，“回到生活中”。他發現很多孩子的生活是貧乏的，家長的情感缺位和對成績的焦慮，讓他們丟失了看見周圍的能力。

　　他覺得小學階段是孩子最依戀大人的時期，“如果這時候接觸太多權威、固化的東西，就會失去個性，想象力被磨掉。”

　　漸漸地，孩子們的表達也發生了變化，“在慢慢接近他們所看到、真實的東西。”

　　班上有位“問題”女生，原來總喜歡惡狠狠地瞪人，和母親吵架、離家出走，在草堆裏過夜。但开始寫詩後，有次她和母親去種苞谷，看到母親忙碌的手，有密密麻麻的褶皺，指甲剪得很短。於是她寫，“我跟媽媽去玉米地了/我什么也沒看見/只看見媽媽的那雙手。”

　　一位女生在作文裏寫爺爺和爸爸的離世。“有一天，爺爺說，‘寶貝，爺爺要去給你摘星星了，乖乖，我會送到你的夢裏。’我知道，爺爺走了，這是善意的謊言。

　　晚上，咚咚咚，有人在敲窗子。我睜开眼，啊，‘爺爺怎么在窗子邊’，我連忙把窗子打开，爺爺手上有星星的殘渣。我擦了擦眼淚說，‘我不介意的’。

　　我以爲這已經是很難過的事情了。直到爸爸也走了，他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寶貝，爺爺太孤單了，我去陪他，別哭，別鬧，靜靜地等待夜晚我的到來。’”

　　這是她第一次在作文中寫爺爺和父親，“你從她的文字能感覺，她很沉痛，但這種分別呈現得很自然，她的情感很克制，也很有力量。爺爺和爸爸的離开一直守護着她。”龍正富說。

　　“成長就是放棄想象的過程”，朵漁讀孩子們的詩，發現他們留存着大人失去的勇氣，“大人被現實一錘、一錘砸回來了。但孩子們沒有。對生死，對宇宙，我們想不通就不想了，但孩子會追問。”

　　龍正富受孩子們的影響，也开始讀詩、寫詩。過去他總覺得自己“太感性”“愛哭鬧”，聊天到激動時總會紅了眼眶。中學時，他讀《我與地壇》《平凡的世界》，想要成爲史鐵生、孫少平那樣堅毅的人，“但一直很遙遠，我不知道路怎么走”。

　　“詩是寧靜中回憶起的情感”，從詩中他學到了克制和調整。他喜歡讀汪國真的詩，“他激動、澎湃的情感，是用詩的語言壓着的。這是一種克制的力量。”

　　他讓學生摘抄過汪國真的《山高路遠》，“呼喊是爆發的沉默/沉默是無聲的召喚/不論激越/還是寧靜/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遠方呼喚我/我就走向遠方/如果大山召喚我/我就走向大山/雙腳磨破/幹脆再讓夕陽塗抹小路/雙手劃爛/索性就讓荊棘變成杜鵑/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

　　因此看到班上學生萌生對異性的喜歡，他並不會指責，“有時候他不是感受到了愛，而是缺少愛，感到空虛，想尋找寄托，想尋找懂他的人。大人都會有這種衝動，更別說孩子。”他會講關於愛情的詩，講馬克思和他的夫人，講真正的愛是“志同道合”。

　　“順着石頭縫隙流淌”

　　有人問朵漁，學會寫詩後，就算孩子們未來留在山裏成爲農民，會不會也是快樂的農民？

　　他笑着打破了這種幻想，“可能會成爲一個痛苦的農民。他會對美有更高的要求，情感會更豐富，也可能更敏感、更脆弱。可以逃避到詩裏，但撞到現實會更痛。”

　　不過他又說，“詩歌就是在痛苦中尋找快樂。痛苦更深，快樂也更大。”

　　“寫詩會讓一個人即便在人群中，也像是獨自一個人。它會讓人更容易從現實中抽離出來，將周圍的世界作爲一個可觀察的客體。”

　　這是詩歌獨有的力量。林怡看到家門口落在地上的葡萄，她會想，那代表着葡萄藤無法承受的重量。“但葡萄藤並沒有把葡萄全丟下，那么我遇到挫折了，我也不想把它丟下。”

　　李傑的詩只有那首《花》得了獎，在那之後他又寫了8首詩，都沒有得獎。他總是想到同學嘲笑他的樣子。但他還總是手癢癢，想寫，寫完念給爺爺聽。

　　他的父母很早就離婚了，家裏只有爺爺。他打算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或者回家幫爺爺種地。他說以後想當一個“溫柔的叔叔”，“不能打小孩的臉和屁股，會傷小孩的心”。

　　另一位早熟的女生、班長顧敏常被班上的男生說“剽悍”，但她有一個粉色的硬殼本子，寫滿了詩，比如這首《給全世界的信》。

　　“小樹姐姐給全世界/寫了信/小河、大海/也收到了/只留下光禿禿的自己。”

　　父母離婚後，顧敏一直跟着母親生活。母親和繼父剛因家暴離婚。“他身上穿的是我媽媽用一滴一滴汗給他的名牌衣服，腳上穿的是我媽媽給他买的運動鞋，還一腳一腳用力踹我媽媽。”顧敏面無表情地說。

　　怕警察來得晚，她打電話給鄰居，然後邊報警邊衝到母親身前。“當時我做這些事，一滴眼淚都沒掉。”

　　詩歌裏存放着顧敏的勇氣，她會寫，自己的理想是“成爲經濟獨立的人”。她還會寫保護媽媽的決心， “媽媽就像我的太陽月亮/白天夜晚都在保護我/傾覆着我的全世界。”

　　她總想起她的大姨，離婚後重新上學、學手藝賺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決定不要過早結婚，“自己爲自己活起來，比結婚精彩100倍。”

　　“詩可以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價值體系。也許有人說，你寫詩又考不上好學校，有什么用？但如果他從寫詩裏得到的成就感和快樂足夠大，他就不會受到外界的傷害。”詩人朵漁說。

　　“我們教孩子寫詩是爲了培養心靈，不是爲了培養詩人。”朵漁回憶，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寫詩在校園裏是種風潮，但詩社同學中，現在還堅持寫詩的只有他一個。

　　“堅持下來的概率是極低的，也沒必要堅持。詩歌是探索人類生存的邊界。”

　　7年前，“是光”的創始人康瑜在雲南的一所鄉村小學裏支教。除了寫詩外，她還帶着孩子們唱歌、跳舞，她離开後，只有詩歌留了下來，“即使沒有老師，他們仍然每天在寫詩。”

　　“像種子一樣溫和地落在地上”，康瑜形容詩歌在應試教育中的存在，“就像小溪流過，不是推开石頭，而是順着石頭縫隙流淌。”

　　龍正富帶過很多次六年級，但第一次認真設想他們畢業後的未來，“他們會遇到怎樣的人？又會怎樣努力生長？” 他打算把班裏孩子們的詩做成詩集，在畢業晚會那天發給每一個人。

　　總有學生送來折的星星，寫的紙條，橡皮捏的蘋果。他們問龍正富，“如果我以後還寫詩，能發給你看嗎？”龍正富從不擔心，孩子們會不會繼續寫詩。

　　班上最“高產”的“小詩人”袁方順說，成爲初中生後，他不想寫以前的詩，“要寫快樂的詩”。即使現在他包裏裝着10多分的英語卷子，即使那些崎嶇的山路，還將會是他一個人走。

　　他在《我》這首詩裏寫：“我也許是一個小小的/童話/在這裏永遠的歌/永久的夢/都在我這個小小的/詩裏/我想穿過一叢灌木叢/在裏面/流星永遠不發光/白天永遠不昏暗/水坑永遠是小句號/這篇童話永遠長不大。”

　　（文中李傑、顧敏、林怡爲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嫺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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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深山裏的詩歌課：不功利，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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