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在北京從事旅遊行業的劉宇(化名)接到十幾通親戚朋友求助國家博物館門票的電話。
“最开始，我還抱有希望，連續幾天都緊盯預約系統，但哪怕是分秒必爭，最後也沒能在這場‘搶票大战’中勝出。”爲了不讓親戚朋友失望，劉宇只能“轉战”某二手交易平台，找“黃牛”买了3次共7張票，一共花了3300元。
“最开始，國博的暑期門票一張至少加價100元，價格視日期不同會有不同程度的浮動。之後便越來越誇張，說‘不保證一定預約上，須提前7天下單’，加價500元的都有，如果有臨時需求，1張至少加價1000元。”劉宇說。
不僅是博物館門票，《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演唱會、景點、展覽館等需要“搶票搶號”的領域幾乎都有“黃牛”的身影。一些“地獄級搶票難度”的熱門演出、展覽，讓心向往之的消費者不得不以高出原價數倍的價格向“黃牛”購买。門票市場“黃牛”或有自己的購票渠道，或採用“人海战術”，組織大量“搶手”進行搶購，有的還運用科技手段，开發“腳本”“抓包”程序進行“機搶”。這種“機搶”程序同樣成了商品，被明碼標價出售給有搶票需求的網友。
受訪專家認爲，“黃牛”屢禁不止的原因涉及供需關系失衡、技術加持與信息不對稱、法律法規執行力度不足以及消費者心理等多重因素。無論是演唱會還是博物館門票，只要是稀缺資源，就會成爲“黃牛”倒賣的對象。而“技術手段”等加持下，“黃牛”搶購成功率越來越高，使得普通公衆在官方渠道難以买到票，只能轉向“黃牛”市場。對此，一方面應由相關部門及時發現、嚴厲打擊、依法治理“黃牛”倒賣門票的不法行爲；另一方面，博物館、售票平台等需要不斷修改完善自身的放票規則，堵住預約或售票環節的漏洞。
“黃牛”大量搶囤票
票越稀缺價格越高
剛剛結束的暑假，各地遊客數量激增。一些網紅景點推出了預約制度，即提前在小程序上“搶號”，並按照所預約的特定日期及時間段進行參觀。這種預約制本是爲了控制客流，卻讓“黃牛”嗅到了“商機”。
上海市民郭科告訴記者，上海某網紅書店就實行了這樣的預約制，該網紅書店會提前在其小程序上放出一天5個時間段的預約名額，每個時間段約有500多個名額。近日，記者瀏覽該小程序發現，書店預約情況相當“火爆”，5天內所有時段均顯示“約滿”。
記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看到，平台上有大量出售該書店參觀名額的“黃牛”，發布類似“全天預約找我，隨時可以參觀，預約碼全天可進”的文案。記者注意到一則宣傳隨時可以“买號”進入書店的帖子，咨詢後，該“黃牛”告訴記者：“我們這裏會提前搶很多號，現买現發。”
原本免費預約參觀的書店，“黃牛”搶到的預約碼商品鏈接標價8元。記者進一步咨詢被賣家告知標價是“引流價”，實際售價爲12元。記者下單後，該“黃牛”發來一張二維碼截圖，稱出示即可入場。隨後郭科使用記者購买的這張“黃牛”預約的二維碼截圖，順利進場。
“書店每天放不到3000個預約名額，有多少是被這樣的‘黃牛’搶佔了？簡直是佔用公共資源爲自己牟私利。”郭科感到無奈。
除了轉讓手頭上的預約號，不少“黃牛”還做起了“代搶號”的生意，比如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隨處可見諸如“接各種代拍，靜待你，不管是旅遊景點還是博物館，什么都可以”的廣告。記者咨詢其中一位賣家得知，對於需要實名進入的景點與博物館，需要提供身份信息給“黃牛”，“黃牛”搶到號之後，支付約定好的“代搶費”。記者注意到，多省的博物館均在“黃牛”代搶的行列之中。
不久前，有媒體在國家博物館外隨機採訪30位遊客，只有兩人通過正規渠道預約成功，其他28人都是由“黃牛”代預約的。據故宮博物院技術人員介紹，暑期高峰時段，故宮博物院小程序售票系統初始流量中“黃牛請求”佔比整體接近90%，如果不做攔截和處置，普通用戶很難參與競爭、买到門票。
記者調查發現，“黃牛”兜售的還有各類VIP票。
在記者咨詢某博物館門票時，一“黃牛”推薦稱VIP票“更實用”，能夠免實名進入博物館，“免於被毒辣的太陽炙烤，率先步入文物殿堂”。該“黃牛”給記者發來了VIP票的圖片，記者注意到，門票上標注有“合作票”字樣，同時明確寫着“此票不得出售”。
在各社交平台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此類VIP票的價格被哄擡至500元至800元不等。除了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該類票還在各大第三方旅遊平台出售。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一些博物館的綠色通道口，持有VIP票的遊客只需要出示實體票即可進入場館。據介紹，此類門票一般屬於“合作單位的贈票”，並不對外流通。
各種“战術”代搶票
肆意轉發個人信息
“黃牛”手上的票，到底是哪來的？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黃牛”發展出了代搶業務。
“我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名‘黃牛’，他有搶票的信息會發給我們。”來自江蘇的黃琳爲“掙外快”而成爲一名演唱會門票“搶手”，她告訴記者，組織他們搶票的“黃牛”自稱“票務”，會不定期在“朋友圈”和“搶手群”中發布信息，通知“搶手”們开搶。
據她透露，在其曾經參與過的搶票中，一張熱門歌手演唱會價值1280元的內場票被哄擡至數萬元。
“我們主要是靠人多，能不能搶到看運氣，還有一種票是錄入票，那種價格就更貴了。”據黃琳解釋，錄入票是一種“渠道票”，即主辦方留存的贈票，一些有關系的“黃牛”能夠拿到這些贈票，並高價變賣。部分景點、博物館等也存在這樣的贈票，也能夠被有渠道，有關系的“黃牛”獲取並流向市場。
據黃琳透露，熱門演出的票只要搶到一張，“搶手”就能夠獲得四位數的“搶手費”，“你永遠都不知道，在你上頭疊了多少個‘黃牛’在層層轉賣，最後一張票到了买票的人手裏要五位數”。
爲了解代搶流程，記者加入一個名爲“發財變富豪”的“搶手群”。群裏共有200余名“搶手”，且每日源源不斷地加入新人。該群的群公告昭告着：“我們是接代拍的，搶不到沒有任何後果，就當練手。”群主不斷鼓勵“搶手”們拉人進群，每拉滿15人就有“紅包獎勵”，“大家也可以邀請自己的朋友搶，朋友搶到了我給你傭金的10%作爲獎勵”。
在記者入群的第一天，便有近60條搶票訂單。這些訂單上寫明了“僱主”所需要的演出日期、場次。除此之外，還有姓名、身份證號等具體的個人信息。個別訂單上標明了“獨家”。
記者詢問群主得知，“獨家”即“僱主”直接找到該群組織者進行搶票，而“非獨家”的訂單，則是該群組織者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搶票訂單，“不止我們這一家幫忙搶”。就這樣，“僱主們”的個人信息在200余人甚至是更大範圍的“搶手群”中被一次次轉發、傳播。
北京大成(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曦曾幫助买“黃牛”票被“坑”的消費者維權。據她了解，有些“黃牛”會“一票多賣”。
“‘黃牛’圈會有很多層的代理商，上層‘黃牛’拿到內部票名額之後會往下級代理商傳，一個群有上百個人收到信息，然後又往他們下一級的群去賣。每個‘黃牛’都可能把這個票賣給自己的客戶，往往名額就那么一兩個，卻賣給了很多人。”陳曦說，最後，“黃牛”一般會選擇高價賣出，對於下級“黃牛”來說，如果上級的“黃牛”沒有拿到票，又不退錢，那么下級“黃牛”就會直接“跑路”，對消費者違約不退錢。
也有“黃牛”直接用上“科技手段”搶票。
調查中，記者隨機添加了一名“黃牛”，其社交“朋友圈”內充斥着市面上熱門歌手演出的开票代拍信息，且曬出了不少代拍成功的訂單。記者選擇一場熱門演唱會咨詢該“黃牛”，其表示“只要放票，命中率就會很高”。當記者詢問如何保證搶票成功率時，該“黃牛”稱，“我們有團隊，機器搶”。
不久前，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檢察院辦理了一起“黃牛”倒票案件。案件資料顯示，犯罪嫌疑人利用自行研發的搶票軟件，憑借已經掌握的他人有效身份信息，搶佔大量門票資源。通常而言，門票預約成功與許可退票之間有近7天的“時間差”。在招攬到真正遊客後，他們利用這個“時間差”不斷在預約系統上秒退秒搶，如此反復。據了解，僅2023年暑期，該涉案團夥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裏非法獲利30多萬元。
這種“機搶”腳本不僅爲“黃牛”團隊自用，還成了商品被售賣給有搶購需求的人士。
“自動搶票腳本，可以比別人提前進入买票後台……”在某社交平台上，只要輸入“搶票腳本”關鍵詞，便有大量宣傳售賣搶票腳本的信息出現，業務範圍涵蓋了搶演唱會門票、搶車票等。二手交易平台上搶票腳本價格浮動較大，在1元到200元不等，價格高的通常是买了腳本後賣家承諾“包教包會”。
記者聯系了其中一名賣家，他告訴記者，該程序能夠覆蓋多個搶票平台，只要在程序中輸入場次、主選票價、備選票價以及觀影人數，就能“到點开搶”。
“其實腳本就相當於一個模擬器，能夠模擬人搶票點擊的全過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信息樞紐研究助理謝怡萱告訴記者，這種腳本能夠在开票的一瞬間模擬人手點擊，在首次點擊搶不到票的情況下，還能夠通過連續點擊搶進回流票，速度遠高於手速，搶票的成功率也就更高。
建立部門協作機制
整合力量綜合治理
一邊是消費者對心愛的演唱會、博物館等可望而不可即，另一邊是“黃牛”手握大量票源坐地起價。
北京嘉濰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佔領指出，“黃牛”搶票無論是通過人工或編寫腳本軟件搶票，再加價倒賣，都是違法的，均屬於倒賣有價票證，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如果倒賣的數量、金額達到一定標准，就可能構成刑法中的非法經營罪。
“在當前的法律法規中，對‘黃牛’倒賣門票的具體行爲尚缺乏明確和專門的司法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此類違法行爲的有效打擊。因此，出台專門司法解釋等對此類行爲進行明確和規範具有必要性，不僅可以提高對此類違法行爲的打擊精准度和力度，還能有效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專門對涉及“黃牛”的相關案件進行過梳理的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翁小平說。
在受訪的業內人士看來，實踐中，由於證據收集困難、執法成本高等原因，導致“黃牛”依然猖獗。部分消費者甚至出於“能买上票就不錯”的心態，對“黃牛”票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和依賴。
“打擊治理‘黃牛’的難點主要在於違法成本低、監管難度大和消費者需求旺盛等方面。相較於高額的違法收益，現有相關規定的處罰力度顯得較輕，無法形成有效的震懾作用，導致‘黃牛’愿意爲了高利潤冒險。‘黃牛’倒票行爲花樣繁多，交易方式隱蔽，加上涉及人員衆多，增加了監管部門的打擊難度。即使警方投入大量人力去打擊‘黃牛’，也難以覆蓋所有亂象。”陳曦說。
根據過往的辦案經驗，陳曦注意到，目前非法开發者更多是通過非正規渠道出售搶票程序，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且一些搶票腳本能夠在“被封”後隨時“改頭換面”重新上架，監管具有很大的難度。
“對於‘黃牛’的‘科技手段’，單純從法律上制約存在一定難度。”陳曦認爲，隨着科技的進步，“黃牛”搶票的手段會更多，除了法律及監管力量的規制外，相關的售票平台還應該加強技術防御。
翁小平建議，要有效打擊“黃牛”倒票行爲，需從多方面入手。應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特別是加大對“黃牛”行爲的懲處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使潛在的違法行爲受到震懾。同時，加強市場監管，利用技術手段監測和打擊“黃牛”票的线上交易，及時查處違規行爲。建立多部門協作機制，整合文化、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的力量，形成打擊“黃牛”的綜合治理手段，以實現更有力的治理效果。票務平台應實行嚴格的實名購票制度，同時限制退票次數，減少“黃牛”利用退票漏洞進行非法交易的機會。此外，提高熱門演出或活動的票務供給質量和數量，盡可能滿足市場需求，降低“黃牛”票的吸引力。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加強對消費者的引導和教育，倡導通過正規渠道購票，共同維護公平的市場秩序。（記者 趙麗 實習生 林銘溱）
標題：博物館演唱會，門票爲何越來越難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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