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談中國企業困境：獨到性沒有多少，成本已不是最低，夾在中間該如何突圍？

2024-07-03 18:10:48 編輯： robot

導讀周其仁資料圖周其仁：從科斯思想看當前企業創新之路 2017年，在珠三角做調查，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看來看去看出一個問題，當時已經發現很多困難，雖然沒有這三年的疫情，也沒有特朗普的折騰。跟很多企...

周其仁資料圖

周其仁：從科斯思想看當前企業創新之路

2017年，在珠三角做調查，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看來看去看出一個問題，當時已經發現很多困難，雖然沒有這三年的疫情，也沒有特朗普的折騰。跟很多企業討論，爲什么越來越難做。

分析下來主要兩個問題，一個全球的競爭的格局發生了變化。後來我畫了一個像三明治這樣的東西，三明治上頭的是美國爲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很多麻煩，但從競爭的角度看，它有殺手鐗，它有原創的東西，他有獨到性，而這個獨到性是爲全球的消費者歡迎的。

記憶中最深的事情就2008年，那年發生了美國的金融危機，但是那一年蘋果公司的那款產品可以讓全球的消費者通宵排隊去买，中國公司很少有這樣的。美國的東西很貴，但是它有獨到性，它引領消費的潮流。

中國原來靠什么？剛开放，要素價格跟全球的價格是脫節的，一打开門了，就變成了一個競爭力，因爲你便宜，雖然東西造的不好，很多人不會造，之後一旦會造，以後反而可以仿造，學習成本比較低，你在市場上就有立足之地。

新的形勢是後邊又出來一批开放的國家，印度比中國晚开放十年，越南是88年革新开放。因爲原來封閉，一开放，它原來的成本都很低，所以三明治是中國的企業、產業夾在中間，獨到性沒有多少，成本已經不是最顯著最有優勢的了，難受就難受在這裏。所以突圍呀，就是被什么東西圍住，被競爭格局圍住了。

這些研究的問題就是怎么突出去，因爲確實很難受，因爲你如果有獨到性，你不怕工資貴，不怕要素價格高。很多東西，蘋果公司很貴，但是他暢銷全球。如果說你沒有獨到性，但是你成本(領先）。因爲這是兩件事情，市場競爭，要么與衆不同，要不成本領先嘛。

中國到了高速增長40年後，夾在中間，突圍論是這么來的。當時還不知道，當時還沒有直接說可以出去建廠，當年還沒有這個形式，雖然有些公司已經做了，當時就變成一個問題，就上不着天，下已經離开了地，不是成本最低的，上面沒有獨到性，怎么打，對企業來說往哪個方向努力，就是調查的題目。

要是我坐在屋子裏確實無解。我相信的一個道理，只要問題是真的就會有人難受，有人難受就有人行動，這是我相信的道理。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去看這些在難受下逼出來的行爲當中，有沒有一些在信息上可以幫助別人的。

其實也不僅僅是中國企業家的突圍，你看工業，我們老說什么世界工廠，這個概念都是不太准確。如果世界工廠，英國人爲什么不在英國做世界工廠，他生產賣到全世界不是很好嘛，問題這種事情做到一定程度做不下去了。很多貨運來，賣不動，賣不動一個原因啊，這裏的農民就沒有多少購买力，這裏的小商販、農民就沒有購买力可以購买現在的工業產品，所以他一定要讓後發的國家完成工業化。

我多少年研究農村，就是這個特點，農民農忙就那么幾天，然後種子要靠曬太陽變成莊稼，變成糧食。曬太陽的時候人也曬太陽，然後就搞點副業，養個雞鴨，所以總的收入，連續的收入增長低。

工業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連續，他大規模生產，他爲什么當時我們下鄉一聽招工就很激動，差別在什么地方？就是連續，早晨進去到晚上一直在工作，早年的時候都工作12個小時，很高興，因爲每個小時都有收入。當農民就那么幾天有收入，這個差別大了，所以工業化它一定會走出來，它一定從英國走到德國，走到美國，走到日本，走到韓國，走到東南亞，然後我們長三角珠三角，現在包括東南亞，包括印度，包括迪拜，包括非洲，這是非常合乎邏輯。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東西就是科斯先生研究的，你水一定往那流，但中間會有摩擦，會有阻礙，它不會一條直线流下去。他拐來拐去，拐來拐去。我們也研究了就是怎么樣讓它拐的少一點，流的順暢一點，突圍就是從這幾個方向看，我後來去觀察了以後，這幾年一直在研究這個題目，還是有很多收獲。

科斯晚年資料圖

在難受的困境下還真是有很多了不起的創造，走出去是一方面，還有在原地提高你的創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中國企業做原創的很少，但是有。

當時去看山東一家企業，叫賽輪，做輪胎的，最後挖了一個很好的科學家。然後企業跟他結合，最後發明的叫“液體黃金”。在國際上，法國現在是輪胎行業的全球的頂級。所以他解決的問題，他可不是靠經驗摸索出來的東西，他有科學原理在後頭支撐。

如果我們不去調查，也不知道，它是蠻復雜的一個東西，你看你要舒適，爲什么不拿木頭做輪子呢？不舒適。可是，你要舒適，摩擦力就大了，能耗就大了，速度就慢。好，你要提高速度，提高速度以後，摩擦力減少了以後，你就容易剎不住車，所以它有三個變量之間一個矛盾的組合，輪胎要同時這三個變量都改善，這是非常有含量的東西。

結果他請來這個科學家，在德國，本來是中國的化學工業就很有名，去了法國訪問，德國搶他，最後美國搶他。最後山東的企業把他從美國再搶回來，退休了回來，到了這裏給他成立研究院，研發的一個，它不是配方，它是一種工藝，就在工藝當中形成的“液體黃金”，現在全球認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在市場價格價錢也不錯，這就是一條突圍的路。

因爲當他完成這種全球領先的創新的時候，我們的工資成本比發達國家還是低。加到一起來說，雖然我們比越南貴比印度貴，但是如果你的東西好，我們的附加價值高，你還是有競爭力。

這個經驗是應該讓中國很多企業好好學的，因爲後發優勢，你抄作業總是快一點，猶太人的話就是挑難的事情做。我們卷的問題，就是因爲大家都挑容易的事情做，越挑容易的事情做越做不成，難的事情是容易做成，這個哲理非常重要。像好的企業，我去看，就是這個態度。這在我看來是突圍的一個信心，是代表了一個突圍方向，更多的企業這么做。需要面對問題，研究經驗，你問我的突圍，就是沒什么很大的學問。

沒有什么現成存在的事情，都是困難，發現不行，然後創造條件，改革就這么來的。如果現實就存在，就不需要，這些問題都沒了。有足夠的壓力是必要條件，但是要有充分條件，要有主體，要對這些壓力做人工的反應。

這裏頭成敗沒有先定之說，一定成，一定不成。硅谷的厲害，就我所知，它就像美國的半導體，其實它也是在國際競爭當中形成。你看蘇聯當年對美國科技的壓力，它是舉國體制，人造衛星是蘇聯先上去的，對美國是很大的壓力，所以美國對這個東西做了反應以後，美國的科學技術普遍提高。

第二個創新是日本。日本在精密制造和半導體應用上一度走到美國前頭去，美國後來對這個做反應，有一個反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制度性的反應。他就是立法很有名，我們去考察也是一個重點，他叫拜杜法案，兩個參議員提出了一個法案。這個法案其實後來中國很多機構都去學，我們也政策上法律上試圖學，現在還在過程之中。

拜杜法案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國它過去如果用聯邦的錢，或者用州的財政的錢資助的基礎研究，那么他過去是這個是來自於全民的，必須對社會公开誰都能用，這個它過去已經做到了，但是在日本的競爭壓力下發現不夠，因爲你基礎研究做出來以後要轉成產業，中間還有好多關卡，如果這中間沒有進一步的激勵機制，它不會自動轉成技術，轉成專利，轉成產品，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而日本當年領先是在這個領域，因爲技術原理全球的科學家發表論文你都可以看到，但是論文怎么變成真正技術的專利，中間有好多復雜的卡。然後參議院就在日本的壓力下提出了一個建議，什么建議呢？

所有聯邦和州用公共財政形成的這個基礎研究的成果，因爲這個成果具體承擔單位都是大學、研究所或者國家實驗室，第一步承認他們是這些大學和研究所的所有權，雖然我申請了聯邦的錢，但是我用我的科學家產生出來的基礎知識是大學所有權，所有權從聯邦直接劃到大學，這是第一步。劃到以後你就可以轉讓，是你的東西你就可以轉讓，你不能去轉讓聯邦的知識產權。所以後來各個大學就成立了叫研究轉化辦公室，幫助大學教授從基礎研究當中變成市場和應用的東西。

因爲你這么一轉化，資本就會進來，進來以後，大學的轉讓辦公室，就跟科學家、研究生，就等於分成，一部分歸大學的科研經費，一部分就歸了團隊。這個做法就讓美國後來技術進步，特別是基礎科學，它本來這個就比較強，從基礎科學轉化成產業運用也變得特別強，非常重要的，就是聯邦所有權的東西，全民所有的東西，先承認是他各個大學的。

第一個是重視基礎研究，第二非常重視轉化。在基礎研究上中國一直是重視的，雖然國力有限，但是你看從一代代領導人對基礎研究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雖然我們本錢不夠大，還可以加大本錢，但是更大的問題是怎么轉化， 3000個大學、科學院、科研系統，每天產生的基礎研究，怎么把它轉化爲產業和應用，這個做了很多推動。

我們也通過中國式的所謂拜杜法案，現在據我所知有很大的往前推進，就是在創造這個條件。試驗做的最好的就是西南交通大學，在成都的。這個大學最早在唐山成立，唐山是中國第一條鐵路的所在地，中國的所有軌道交通的知識學科最早在那裏。後來由於打仗遷到內地去，所以就把唐山學院遷到成都，變成成都的中國的西南交通大學。你想中國現在高鐵、鐵路、地鐵，其實裏頭需要大量的知識，還有好多大量的基礎研究就是可以轉化爲生產力的。

舉個例子，上海地鐵每天剎多少次，這剎車都可以發電的，剎車的能量都可以用來發電的，這個事情如果你沒有進一步推動，大學教授發了論文他就不管了，他們國家的研究基金我交了論文，評了獎我就不管了。

我的理解，根據科斯的理論，國家第一個任務就是好好的劃權利。劃清楚就保護權利，保護權利之間的制約的契約，這是國家首要的職責。這個事情無政府是幹不成的。尤其到高端領域。你到了中國這個問題就更大了，說北大清華都是國有的，科學院是國家的，你在科學院產生的結果是誰的？理論上都是國有資產。所以後來在我們的發明專利法裏頭就定了一個叫職務發明和非職務發明，職務發明就是說你用了公家的資源在大學的實驗室裏產生的結果，但是你也可能回家有個想法，所以區分了叫職務發明和非職務發明。

科斯我讀過他講思想市場，最早問的問題就是說，因爲美國的主流意見認爲，商品市場因爲有造假，有壟斷，有市場失靈，所以首先應該進行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幹預。但是一到了言論這個領域，它應該服從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科斯最早實際上是問這個問題，他認爲沒什么不同，和普通商品市場一樣的，那裏頭一樣有摩擦系數，一樣會形成各種各樣的結果，一樣會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沒有完全脫離約束的所謂的自由，這是我原來理解的看法，但是思想市場到了中國就變成了是要思想解放。應該用相同的思想方法去研究這兩個看起來不同的市場。

到現在來看，因爲現在經濟增長是由知識推動的，所以物質的東西越來越不太重要，其實很多物質都是想法創造出來的，所以研究思想市場的秩序、權力、遊戲規則和他怎么能夠演化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你看經驗上也是，我看實踐當中還是找到了一些挺好的辦法，去華爲、去小米、去美的，去所有頭部公司有一個現象，他都告訴你他的研發中心全球布局。華爲當時在深圳有個非常漂亮的科學院，小火車連起來的，仿歐的，建得很漂亮，是他研發的大本營。但是它研發絕不是光靠在深圳在國內。全球布局，你看他當年這個算法是把5G、4G、3G在歐洲很多地方同時被用，成熟市場的空間是很有限的，你不能說在人家城市裏頭給我掛5G基站，掛4G基站不可能的，你把它濃縮成一個，這時候就有很大的挑战。解決這個問題是莫斯科的一個數學家，這個人他就不可能被你招到深圳來，最後就把研發中心設到莫斯科去。最後是像挖礦一樣，哪一個領域有最厲害的頭腦，就把研發中心設到那去，現在是產業界的一些優秀公司都這么做，不完全在一個地方。

李書福現在是跟瑞典和哥德堡的很多投資基金聯合在這裏搞了個創新基地，超出汽車範圍，將來汽車也不完全是靠汽車科技推動，它有很多跨界的技術。這個現象是好現象，然後你去看就很有意思，我觀察就很有意思，這樣就把很多我們很多討論的問題，他怎么解決，他就這么解決的。

但這個問題這么解決了，這么解決的辦法。一個是把一個地方改造的成爲最理想的研發中心，或者最理想的思想市場，還有地方就是地球非常大，其實中國的進步，很多人說是地方政府競爭，這個不准確，地方政府爲什么要競爭？因爲企業會跑，企業不跑競爭什么呀，對不對？關門收拾就行了。他會跑，你就要改善，你改善了，企業就挑最好的地方去。爲什么跑？因爲在這個地方解決問題的代價太高了，我不得不走。

所以我跟企業家交流一些，經常講，這是中國的古代文化，孟母三遷，孩子的朋友不好就搬家。因爲他一定要在當地找個好朋友，難度太大了，我換個地方，換了他再不滿意再換一個地方。這個實際上對於大國，對於全球化時代，這是優化，包括環境優化，體制優化，非常好的一個辦法。這是我看到的思想市場的發展。

各個地方是不同的，哥德堡他這兩所大學，這些年我以爲所有好的都在美國，其實特朗普這么一折騰，也讓中國人也忘了其實全世界還有很多好地方，都是可以去好好結合起來。當然到底是這樣把本地改造好，還是挪動，還是挪動當中改造本地，這都是可選項，都可能在經驗上創造改善環境，包括思想市場，都會產生這個結果。■

本文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先生在6月8日由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主題爲“科斯論法律經濟學的融合”的研討會上的發言實錄，有刪改，未經本人確認，標題爲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