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耿康祁

　　來源 | 華商韜略

　　2000年，英特爾以3000億美元的市值傲立科技浪潮之巔。

　　20多年過去，英特爾的同行們，當初500億美元的台積電市值超過7500億美元，當初50億美元的英偉達市值超過2萬億美元，當初連它腳跟都摸不到的AMD，市值超過3300億美元……

　　而當初市值就超過3000億美元的英特爾，已市值不到1900億美元。

　　3月5日，英特爾高調宣布，收到了ASML的全球首台新一代高NA EUV光刻機。

　　作爲2nm以下先進制程芯片量產的必備“武器”，其售價超3億美元。花費巨資的英特爾，向世界表露了趕超全球“代工之王”台積電的野心。

　　不過，作爲已經淪爲全球晶圓廠排名第十的“末位”玩家，英特爾想要再起風雲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971年，剛成立三年的英特爾开發出第一個商用處理器Intel 4004，拉开了世界計算機和互聯網革命序幕。

　　此後，從內存到個人電腦和服務器CPU，從芯片設計和制造，英特爾都長期是美國乃至全球半導體的絕對霸主。

　　上世紀末，它和微軟系統形成的“Wintel”聯盟，造就了全球化的PC時代浪潮。2000年，英特爾市值由此突破3000億美元，其風光盛過今日的英偉達。

　　但頂峰之後，它幾乎一路挨打，並在近十年裏陷入勢不可擋的衰敗。

　　2017年，一則“三星業績超越英特爾，成半導體新霸主”的爆炸消息，席卷行業。

　　作爲專注於利潤率較低、價格波動較大的存儲芯片王者，三星常年被在個人電腦和服務器等關鍵市場佔據着高份額、高利潤的英特爾，壓着一頭。

　　面對突如其來的揚眉吐氣，三星審慎地拒絕置評。英特爾反倒強勢表示，“我們對战略和業績感到非常滿意。” 

　　事實卻是，那已是英特爾最後的倔強了：原定的10nm芯片計劃推遲，這在技術爲王的半導體行業極爲致命。而它CPU和代工市場的兩個最大對手AMD、台積電，卻各有突破。

　　技術難產加上對手崛起，英特爾變得格外被動。

　　2018年到2019年，英特爾營收和利潤屢創新高，但卻因爲遠遠落後對手的增長速度，以及市場份額不斷被蠶食，一步步被對手趕超。

　　2020年7月，已經遠遠被對手甩开的英特爾，進一步墜入深淵。

　　災難來自時任CEO鮑勃·斯旺（Bob Swan）在電話會議上的無奈表態：公司未來芯片制造工廠（晶圓廠）可能永遠無法趕上進度，甚至不得不考慮使用承包商來制造7nm芯片。

　　盡管他試圖保持冷靜，但在場的每一位分析師都感覺出來他講話都有些“結巴”了，畢竟這可能是英特爾52年歷史上最激進的“噩耗”——公开承認從高端芯片制造的頂峰跌落。

　　甚至有美國媒體驚呼，英特爾的“驚人失敗”預示着美國芯片時代的終結。一夜之間，英特爾市值蒸發近3000億元人民幣。

　　2021年2月，絕望的英特爾解僱了剛上任兩年的CEO斯旺。臨危受命的，是英特爾第八任CEO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

　　1985年，英特爾創始人之一安迪·格魯夫（AndrewS.G rove）曾找到要攻讀博士的基辛格，“你可以在這裏駕駛模擬器，或者留在英特爾駕駛真正的飛機。”

　　30多年後，基辛格成爲了英特爾的“機長”，但他的任務卻是拯救這個曾經改寫和引領歷史的霸主，不要徹底被時代拋棄。

　　他雄心勃勃地宣布：

　　英特爾回來了！

　　作爲在英特爾工作過近三十年的老將，基辛格知道“十多年的錯誤，不可能一夜解決”。

　　但他仍拼命補救，宣布了將設計與制造部門分开運行的IDM2.0战略，即以更靈活的晶圓代工模式，更激進的花錢擴張和技術革新，搶奪丟失的市場份額，乃至重返王者。

　　爲此，英特爾主動剝離次要業務，聚焦設計和制造。並於2021年3月，投資20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兩座晶圓工廠；一年後又投資超200億美元在俄亥俄州新建兩座工廠。

　　2021年7月，英特爾公布了“四年五個制程節點”計劃，即未來四年內推進Intel 7、Intel 4、Intel 3、Intel 20A和Intel 18A（1.8nm）五個制程節點，於2025年重獲制程領先性。

　　華爾街的一次電話會議上，基辛格直言：“偉大的公司能夠從困難和挑战時期恢復過來，並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好、更有能力。”

　　一衆行業分析師，卻潑起了冷水：“新路线圖非常激進，但不知道將如何實現。”英特爾接連不斷的悲慘業績，正是他們保持悲觀的強力依據。

　　2022年7月，英特爾Q2財報總營收153.21億美元下跌22%，10年來首次淨虧損4.54億美元的表現，堪稱“史上最慘不忍睹業績”。

　　2023年一季度，英特爾淨利潤虧損27.6億美元，創下有史以來最大虧損。

　　2024年1月26日，英特爾發布財報顯示，2023年營收爲542億美元，同比下降14%；淨利爲17億美元，同比腰斬79%，股價聞聲又大跌10%。

　　如今，連無比渴望翻盤的基辛格，也被迫面對現實：“要恢復昔日實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畢竟，2000年就曾市值高達3000億美元的英特爾，如今市值已不足2000億美元。而當時市值不過500億美元左右的台積電、50億美元的英偉達，如今則分別高達7591億美元和2.19萬億美元。

　　就連當初連英特爾腳跟都摸不到的AMD，如今也以超過3300億美元的市值，將英特爾踩在腳下。

　　上世紀60年代，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著名的摩爾定律：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18到24個月會翻一番，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從此，英特爾成爲最忠實的定律捍衛者：堅信只要完美遵循這一“魔咒”，就天下無敵。

　　即便行業衰退期，英特爾也始終以超10%研發投入，追趕摩爾定律。並由此實現了產品和市場的不斷超越，更在1992年登上全球最大半導體企業寶座。

　　2005年到2007年，英特爾又推出了獨特的Tick-Tock生產模型，即以兩年爲輪換單位，“tick年”側重芯片制造，更新芯片制程、提升工藝；“tock年”側重芯片設計，革新架構。

　　在這一框架下，只要芯片性能和制造工藝穩定提升，英特爾就不會因爲過快的研發節奏，浪費上一代處理器性能；晶圓廠的大量投資，也能被龐大的產能需求有效分攤。

　　進而，英特爾能以更低成本，獲得領先對手更多的市場和資金優勢，進一步促進更高性能芯片研發及產能擴張的持續增長。

　　由此，英特爾贏得了不浪費任何機會和成本的黃金十年，且從45nm、32nm到22nm、14nm研發，一路水到渠成、遙遙領先。三星、台積電、AMD等對手，都只能跟在後面亦步亦趨。

　　這一巨大成功，更讓英特爾成爲少數有資格堅持IDM模式的巨頭：即將半導體生產的設計、制造、封測和銷售等核心環節，一手包辦。

　　起初，英特爾、IBM、富士通等全球半導體巨頭，都是“自己設計自己造”的IDM模式。

　　但先進制程技術研發和生產成本實在太高，日漸失去市場的大廠們，逐漸停止了晶圓廠投入。IDM全球玩家數量迅速從130nm時的30個，銳減到不足5個。

　　不過IDM模式優勢明顯，芯片的各個環節都能得到合理配置，且內部溝通銜接流暢可降低交易成本，大幅縮短產品上市時間，進而獲得較高利潤率。

　　英特爾因此得以靠着這一模式大殺四方，並以高達60%以上毛利率的暴利傲視群雄。

　　然而，就在英特爾贏家通喫的時代，一股足以顛覆它的力量正暗中壯大。

　　1987年，與張忠謀私交甚好的安迪·格魯夫，剛上任英特爾CEO，就用一句話改變了同年成立的台積電命運：或許英特爾用得上你們。

　　此後，承接了英特爾部分低端芯片產能的台積電，嘗到了代工的甜頭。但不滿足於IDM大廠“殘羹冷炙”的張忠謀，做出了對世界半導體產業鏈影響深遠的決定：做專業晶圓代工。

　　起初，台積電想再次抱上英特爾“大腿”，卻被拒絕了融資請求。連摩爾都親自勸張忠謀：“你有過很多好主意，但這個不怎么樣。”

　　但這一次，摩爾和英特爾都錯了。

　　1991年後，隨着半導體景氣周期到來和電腦產業興起，低門檻的芯片設計行業，湧入了無數新鮮血液。而台積電，成爲這些沒有資金和人力建晶圓廠的初創企業的最大底氣。

　　到1994年，上市成功的台積電已擁有137個客戶，市值更高達1200億新台幣。

　　這堪稱半導體歷史的一個分水嶺，英特爾堅守的IDM模式被台積電的專業晶圓代工模式不斷擊敗。諸多在原有模式下被英特爾無情扼殺的對手，得以借此喘息乃至偷偷崛起。

　　1995年，創業兩年的黃仁勳，苦於沒有資金建晶圓廠，只能寫信求助台積電。很快，張忠謀回電話同意代工，一如英特爾當年改變自己一樣，改變了英偉達的命運。

　　借助台積電專業可靠的代工模式，初出茅庐的英偉達得以迅速佔領細分市場。英偉達提出GPU概念後，黃仁勳更是強調：沒有Plan B，全部壓在台積電上。

　　果然，在台積電傾力幫助下，英偉達一炮打響成爲全球顯卡芯片龍頭。黃仁勳後來慶幸地說：“如果當初自建晶圓廠，可能我只能成爲千萬美元營收的CEO。”

　　相似的故事，也發生在高通和AMD身上。

　　1996年，移動電話开始全球普及，飽受無线通信技術巨大研發投入之苦的高通，順理成章找到台積電代工，從而極大緩解了資金壓力得以全心押注CDMA技術，崛起爲行業巨艦。

　　AMD創始人傑裏·桑德斯（Jerry Sanders）最初曾倔強地認定“擁有晶圓廠才是真男人”。即便張忠謀表示“我的生產成本是英特爾一半，品質比它好兩倍”，也未能說服他代工。

　　但在這個舊有模式裏，全面落後的AMD根本不是英特爾的對手。英特爾Tick-Tock模型推出之後，既在產品設計上落後，也在先進制程上落後的AMD更是招架無力，一度被擠壓到破產邊緣。

　　無奈之下，AMD於2009年剝離晶圓廠，放棄IDM模式，走向專注設計的道路。2014年，AMD迎來華裔女性CEO蘇姿豐，她進一步豪賭設計，集中自研全新Zen架構，並依托台積電不斷突破的制程技術，全速追趕英特爾。

　　英特爾因此徹底迎來與全球最頂尖芯片設計公司、最頂尖制造公司雙线作战的時刻，並一步步被對手逼向深淵。

　　制造上，2014年英特爾宣布14nm工藝量產再次延期，外界預感到Tick-Tock战略开始失效；台積電則啓動“夜鷹計劃”，集合近400位研究人員、24小時三班輪值，突擊10nm。

　　2017年，英特爾突破10nm計劃“難產”，勉強發布的14nm+工藝被恥笑爲“擠牙膏”，運行了十年之久的Tick-Tock模型宣布“破產”，台積電則在2018年率先實現了7nm量產。

　　設計上，AMD以處理速度更快、價格不到英特爾一半的Ryzen系列CPU，炸翻業界。

　　2018年，台積電7nm量產之後，AMD更下定決心將產能全面轉移給它，英特爾則進一步陷入IDM模式的惡性循環：當自家工廠實現不了更先進制程，會阻礙設計創新，而設計落後會讓市場和效益落後，並拖累公司投入繼而更實現不了先進制程。

　　2020年7月，英特爾再次宣布7nm工藝推遲，而台積電生產的5nm芯片已經同iPhone 12和華爲Mate 40一起上市，3nm芯片也提上日程。

　　至此，台積電的制造已成爲英特爾“永遠追趕不上”的夢魘，站在台積電肩膀上起飛的AMD也持續華麗逆襲，並在2022年2月市值首次超越英特爾，如今更以超過20%的全球PC和服務器市場佔有率，高速蠶食着英特爾的未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特爾的失敗是模式的失敗，是它試圖以一己之力在設計與制造兩大領域PK全球對手的失敗，是什么都想做最後什么都沒做好的失敗。

　　但除了模式，英特爾也還有更大的敗因。

　　帶領英特爾走向巔峰的格魯夫，曾在《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中指出：能夠識別風向、避免沉船，對於一個企業的未來至關重要。

　　但他之後的英特爾，卻一次次地錯過了未來的“風向”。

　　2006年Mac世界大會上，出現了科技史上一個經典場面：

　　身穿半導體淨化服的英特爾CEO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將一塊大硅片遞給了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激動表示“英特爾准備好了”。

　　過去十年，英特爾主導着世界絕大部分個人電腦CPU市場，蘋果則是最後一塊未被徵服的“處女地”。獲得“硅谷偶像”喬布斯肯定的歐德寧，爲英特爾爭取了巨大勝利。

　　此後，雙方成爲緊密盟友，但歐德寧贏得了开頭，卻輸到了最後

　　當第一代iPhone產品剛开始酝釀之時，喬布斯曾經親自找到歐德寧，希望英特爾爲蘋果智能手機制造芯片，然而這一次歐德寧卻犯下載入史冊的歷史性大錯。

　　他認真組織內部專家分析討論了爲iPhone制造芯片的可能，專家們一致認爲，喬布斯給的訂單價格太低、數量也有限，是不劃算的买賣。

　　歐德寧聽取了這些專業人士的意見，對喬布斯說了不。

　　專家們的考慮也是對的。當時的英特爾，已在個人電腦和服務器X86芯片市場上，佔據着絕對份額，利潤像开足的“印鈔機”一樣滾滾不斷。

　　但剛剛興起的移動芯片領域，以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設備爲主，性能和功耗更低的ARM架構產品就可滿足，英特爾難以做出高附加值，如果重兵投入可能得不償失。

　　甚至，英特爾還主動出售了生產ARM架構產品的XScale業務，另外开發了名爲Atom的低功耗x86芯片，狙擊ARM產品進入筆記本電腦市場，進一步捍衛自己在電腦領域的優勢。

　　簡單說就是，英特爾選擇了集中力量守住電腦市場，而對移動市場缺乏興趣。

　　一個贏得下一波產業競爭的機會，因此被英特爾親自葬送。

　　最終，蘋果的第一代iPhone銷量，就比當初的預估高出100多倍。蘋果一家在智能手機上的收入，也在幾年後迅速超過了英特爾。

　　押錯了未來，不只讓英特爾丟掉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最大船票，也更讓它把自己作死在了個人電腦持續下滑的冰窟，歐德寧對當初拒絕喬布斯也是腸子都已悔青，稱其爲：

　　“職業生涯中最後悔的一件事”。

　　但這可能，並非英特爾最慘痛的教訓。

　　2006年，依靠GPU走勢的英偉達已經开始嶄露改變未來的頭角。

　　當年，AMD強勢收購市面上的GPU“老二”ATi，英偉達則立馬推出了CUDA架構的Tesla GPU，其性能之強大堪比運算領域的“核武器”。

　　大出風頭的英偉達，讓英特爾心生警惕。爲扼住英偉達的進程，英特爾不僅中斷了雙方的集成顯卡合作，推出通用中央處理器（GPCPU），且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啓動Larrabee項目。

　　這一項目據說投入高達數十億美元，是英特爾對GPU技術高峰的一次罕見衝鋒。其領軍者，正是領導了80486處理器等王牌產品的英特爾首任CTO、現任CEO帕特·基辛格。

　　但急躁的英特爾，在產品研發遇到挫折無法如期落地時，同樣因爲受不了這種投入仿佛是黑洞，而且即便成功也看不到太大前景的“不劃算”，堅決地“砍掉”了項目。

　　甚至，還將強硬堅持項目的基辛格踢出公司。

　　砍掉Larrabee項目之後，英特爾也一度擁有反擊的機會：曾決定效仿AMD买下英偉達。

　　但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英特爾再次錯過了。

　　當時，英偉達的市值才區區百億美元左右，收購英偉達，對英特爾來說，價格不是問題，但據說公司管理層卻對“該給黃仁勳什么職位”爭執不下，無法達成共識，收購最終不了了之。

　　如今，重新回歸英特爾掌舵的基辛格，依然時不時就對過往耿耿於懷，“當我被趕出英特爾時，他們扼殺了這個將改變人工智能格局的項目。”

　　面對市值突破兩萬億美元的英偉達，基辛格也依然不服，甚至認爲：“英偉達在人工智能行業的成功純屬偶然”，黃仁勳則是“極度幸運”。

　　但曾在Larrabee項目呆過的英偉達高管Bryan Catanzaro，並不同意基辛格的說法。在他看來：“英偉達的統治地位並不是來自運氣。它來自愿景和執行力，這正是英特爾所缺乏的。”

　　[2]《芯片战爭》 華科出版社

　　[3]《芯片浪潮》 電子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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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裏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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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英特爾大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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