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產兒科主任顧蔚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近年來，其所在的醫院，高齡孕產婦已佔據20%~25%；而2011年，這一比例約爲11%，這意味着10年來幾乎翻了一番。
高齡產婦數量的增加不是“個例”，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經過採訪發現，這一情況已逐步在多家醫院顯現。尤其在當前生育潮“降溫”的背景下，高齡產婦的比例反升引人關注。
業內專家分析，拋开“二孩”“三孩”政策影響外，隨着女性教育年限的延長，結婚生子的“最優先級”已經發生變化，生育年齡被推遲。另一方面，隨着高齡孕產婦比例的增加，其自身的生產風險、醫院醫療服務也隨之面臨着一定壓力。
現象/
生育潮“降溫”
高齡產婦佔比卻在上升
面對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數據，成都市政協委員、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院產科主任羅丹並不感到意外。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自己所在的醫院也是如此。
羅丹介紹，雖然沒有做過具體的數據統計，但就產科現狀來看，“20多歲的臨盆女性比例在減少，大多數都是30多歲的產婦。”她在接受採訪的前一天剛完成兩台手術，產婦的年齡分別是38歲和40多歲。湖南長沙市某醫院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表示，今年以來，該醫院高齡產婦的比重明顯高於2022年及2021年同期。浙江麗水市某醫院工作人員表示，僅其個人接觸的產婦而言，相比於10年前，去年35歲以上產婦的佔比確實有所增加。
此外，記者從多家婦幼保健院了解到，近年來高齡孕產婦的比例也呈現增加態勢。
而需要注意的是，多家媒體的報道顯示，今年以來國內多家醫院的分娩量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爲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4萬人。另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22年人口相關數據》，2022年全國人口總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於出生人口減少，一是因爲育齡婦女持續減少，二是受生育觀念變化、婚育推遲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在生育熱潮“降溫”的背景下，高齡產婦的比重增加成爲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
“近年來，拋开‘二孩’‘三孩’，中心醫院接收的高齡產婦中，生育頭胎的女性比例也明顯增加。”羅丹分析，出現這一社會現象的原因或與高等教育普及，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女性的工作能力及獨立意識進一步提升有關。
“一名女大學生畢業的年齡是22歲左右，再讀三年研究生畢業是25歲左右。”羅丹說，暫不論還有讀博士的女生，這樣的女性在社會上的數量越來越多。畢業後，很多女性希望在事業上有所建樹，在生活上實現經濟獨立，結婚生子已非最優先級，生育的年齡被推遲。
她們說/
看重“自由”“獨立” 生育不再是第一位
在醫學上，通常將35歲及以上的初產產婦稱爲“高齡產婦”。近日，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對話多位高齡產婦。
“生活應該像一首歌，擁有它自己的韻律。”1981年出生的戴糕（化名）描繪着她的生活現狀。戴糕常年在成都生活，大學畢業後，她進入一家企業，從事財務管理工作。這份工作，除了嚴謹的行事風格，更需要強大的責任心。
這些年她堅持自己追求自由的信念，不愿被孩子切斷自己與自由的聯系。“年輕時我就看過、聽過身邊的寶媽們吐槽帶娃的辛苦。這種辛苦絕不僅是熬夜喂奶等身體上的辛苦，也是心累。”戴糕說，她害怕在需要享受自由的年紀失去自由，她擔心在失去自由之後又懷念自由。求而不得，她接受不了。戴糕不抗拒生娃，只是需要心理准備。就像35歲那年，她遇到現在的丈夫，對方的溫柔體貼，讓戴糕確定，“結婚，我准備好了。”
婚後5年，丈夫的陪伴和鼓勵，給她足夠的安全感。“信任，是我生娃的標准。這個標准，來自我的直觀感受。”戴糕說，她不是丁克一族，從不爲了不育或晚育而刻意推遲生育年齡。戴糕始終認爲，40歲的女性生娃，並非毫無優勢。這時的女性心智成熟、善於溝通，更有耐心對待孩子的教育問題。戴糕的父母常說，“要在合適的年齡生孩子。”什么是“合適的年齡”，她說，標准答案只在自己的內心。
和戴糕想法類似，Fiona注重女性的獨立意識。她從35歲結婚後，一直和丈夫居住在北京。“我從讀大學時，已經確定自己在30歲之前要全身心投入到學業上；在35歲時結婚，選擇一個能接受我的價值觀和人生規劃的丈夫。”Fiona說，丈夫比她小6歲，但思想非常成熟，也懂得照顧她，鼓勵她堅持自己的人生規劃。
2022年，Fiona正好40歲。這是她決定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因爲年齡因素，她選擇人工受精的方式完成生育。“我的運氣不錯，第一次促排卵後，取得十余個卵泡，其中有6個成功受精形成胚胎，並一次性懷孕。”Fiona說，她終於趕在40歲時實現懷孕生子的規劃。
坎坷/
備孕十幾年 靠人工輔助生殖終圓夢
今年和戴糕同歲的依蘭（化名），正在備孕三胎。作爲一家珠寶品牌公司主理人，在大多數外人眼中，她是一名女強人。然而，她並不認爲這個標籤和高齡產婦有直接關系。
依蘭表示，“我在40歲的年紀選擇備孕，只是因爲更在乎愛的感受。”依蘭現在身處重組家庭中，現任丈夫是成都一家外企的管理人員，盡管夫妻倆的收入可觀，但來自經濟方面的壓力的確不小，“我的孩子正在學習小提琴，一年的开支10萬元左右。我很希望可以擁有和現任丈夫的第一個孩子。盡管多一個孩子會加大家庭开支，但這種血脈的聯系，可以讓一家人生活得更加緊密和幸福，我們都認爲值得。”
依蘭說，“在過去的近20年裏，我都在拼事業。如今選擇第二段婚姻，也是开啓我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裏，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尤其是在孩子身上。”
今年已經是39歲的阿瀟（化名）備孕第15年了。因爲自身的雙邊輸卵管均不暢通，導致自然受孕的概率極小。曾經她的主治醫師建議進行人工輔助生殖，被她拒絕。她相信通過治療，身體上的問題一定可以解決。
在備孕的前10年，父母、婆婆都勸阿瀟進行人工授精。只有她的丈夫始終支持她用藥物輔助治療，進行自然受孕。“我覺得我是‘一根筋’，有自然受孕的執念。”阿瀟表示。
直到備孕第11年，婆婆在买菜時發生滑倒，左腿骨折，這一意外才改變了阿瀟的想法。“婆婆說我和我丈夫每天要加班，只請了一個八竿子打不着的保姆照顧她，讓她心裏空落落的。如果有孫子在旁邊照顧，她就不會那么喪氣。”阿瀟說，當時她的心軟下來，开始反思自己會不會太自私。
在和丈夫溝通，咨詢了好友同事的意見後，阿瀟才最終決定人工授精。“當時他們說我該圓夢了，就當是爲了家人和自己，生個娃吧。”阿瀟說，“可能我內心早就希望接受人工授精，只是一直不承認罷了。”
那時起，她經歷了各種檢查、長期促排卵、胚胎移植等階段；最終，因爲胚胎質量不高失敗了。一次過程就要經歷數月，而她連續失敗4次。直到她備孕第14年，進行第5次人工授精。這一次，阿瀟成功了。去年，她順利產下一名女嬰，“放下了，滿足了。我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爸媽、婆婆，甚至丈夫都笑得那么开心。”阿瀟說。
▲專家觀點
“高齡”伴隨風險
應從多方面保障女性在最佳年齡生育
無論出於何因，在高齡產婦增加的同時，還需注意的是，她們在生育和產後恢復時，相比於年輕女性生育，風險明顯增加。
羅丹表示，高齡產婦與年輕產婦相比，需更加重視各類指標，“我們會對產婦進行評分。評分指標包括產婦的血壓值、血糖值、體重指數等。”評分等級分爲綠色、黃色、橙色、紅色，其中綠色是正常等級，危險等級依次遞增，當達到紅色則不建議妊娠。如果一切指標正常，羅丹建議，產婦要注意體重管理，定期進行重要指標檢查，比如血壓、血糖、心率等。
此外，羅丹提出還需重視女性在產後的心理健康。“一些女性生完孩子後，出現產後焦慮的現象。”羅丹說，客觀來講，高齡產婦相比於20多歲的產婦，身體機能有所下降，但在醫生的指導下，做適當運動、保持健康生活和良好心態，可以幫助高齡產婦加快身體恢復的速度。
如何讓更多女性在最適合的年齡生育？羅丹表示，這需要從多方面下功夫。
家庭層面，可以給丈夫延長陪產假。盡管目前男性也有產假，但時間過短，無法專心和妻子共同面對生育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如果延長丈夫的陪產假，妻子可有更多時間恢復身體機能；同時，有丈夫的時刻陪伴，妻子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出現產後抑鬱的幾率也會下降。
工作層面，可以給予爲產婦保留孕前崗位的公司一定的稅收減免，鼓勵企業爲女性生育提供支持。社會層面，現在越來越關注托育機制的建設，它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女性在育兒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待托育機制進一步完善後，它將在社會保障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標題：“高齡產婦”比例十年翻一番，背後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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