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年間，訪談四川、山東、河南、安徽等全國各地200多名“第一代農民工”，發放2500份調查問卷，安徽師範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系主任、副教授仇鳳仙在主持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調研時，最關心“第一代農民工”的這些問題。還有半個多月，她的專著《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便將出版。由於多年來對農民工，尤其是“第一代農民工”的持續深入關注和研究，她也被媒體稱爲第一代農民工的“畫像者”。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562萬人，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約有8632.1萬人。仇鳳仙指出，上世紀70年代及以前出生，並在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務工的人群，在學術界被稱爲“第一代農民工”。他們是生計型農民工，外出務工是爲解決家庭生計。目前，他們的年齡大都超過50歲，很多仍在打工，再過十年都將邁過60歲。
雖然在城市打工大半生，但家庭子代的“代際跨越”實現率並不高，“回鄉養老”幾乎是他們唯一的路。他們在爲養老積蓄最後打拼10年時，就業權益如何保障？陸續踏上“人生歸途”的他們，晚年養老又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改善？
5月22日，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就此對仇鳳仙進行了專訪。“第一代農民工，具有非常深刻的社會意義。”在她看來，第一代農民工的最大特徵是個體生命歷程完整經歷了國家社會變遷的過程。
意義
第一代農民工：
個體生命歷程完整經歷了
國家社會變遷的過程
仇鳳仙开始關注農民工，是在2015年。那時，仇鳳仙便經常聽農民工說起一些在外的工作和對將來的擔心。比如，在她的皖北老家，50多歲的鄰居擔心60歲後去不了建築工地，會問她：“將來怎么辦？”
在她的印象中，“建築工地清退令”並非今年才有，大約5年前，建築工地就對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中60歲以上者關閉了。仇鳳仙指出，上世紀70年代及以前出生，並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務工的人群，在學術界被稱爲第一代農民工。他們是生計型農民工，外出務工是爲了解決家庭生計問題，所掙的錢用於整個家庭經濟开支。
“第一代農民工外出，使命是爲了子代和家庭，而非自我發展。”在仇鳳仙看來，相比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基於自我、發展自我，第一代農民工是沒有自我發展規劃的，一切爲了家庭和代際使命。
據國家統計局今年4月28日發布的《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去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562萬人。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佔29.2%，約有8632.1萬人。
“第一代農民工，具有非常深刻的社會意義。”在仇鳳仙看來，第一代農民工的最大特徵是個體生命歷程完整經歷了國家社會變遷的過程。
仇鳳仙認爲，第一代農民工的弱勢累積一直伴隨着他們的務工生命歷程。她解釋說，第一代農民工勞動力最豐沛時，在30歲左右开始外出務工，本應靠自己的勞動力獲得相對豐厚的報酬。但那時，外出務工的機會很多被限制，農民工的收入很低，大多數沒有太多盈余，更別說還需承擔家庭代際支出，工資被拖欠也比較普遍。約20年前，農民工外出政策和環境好了許多，第一代農民工又开始失去年齡、技術優勢，加之技能迭代，他們的市場競爭力又开始不行了。“這時，機會很多，但都不屬於他們。”
“他們的健康也呈現出弱勢累積，慢慢變得不容樂觀。”問卷調查顯示，在健康自評中，第一代農民工認爲自己沒有大病的佔62.65%。但仇鳳仙發現，第一代農民工多從事重體力勞動或高污染行業，對身體的損傷很大。尤其是重體力勞動，對他們的腰、胳膊、關節、頸椎都造成了一些慢性損傷，疼痛是普遍現象。在仇鳳仙的調研數據中，第一代農民工的體檢率還不到30%。“這導致一些疾病也沒辦法通過體檢篩查出來。”
選擇外出務工，第一代農民工除了改善家庭經濟，最大的夢想便是實現“代際跨越”，希望子代上大學，能在城裏有份穩定的工作或事業。但實現了“代際跨越”的，在仇鳳仙的調研中，不到20%。她解釋說，第一代農民工是否實現“代際跨越”，以孩子在外上大學、在城裏有正式穩定的工作爲指標。她提供的調研數據顯示，第一代農民工孩子中，63.5%的在外務工，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上班的僅5.1%，自己开公司的僅2.9%……
究其原因，仇鳳仙認爲，在家庭教育方面，第一代農民工對孩子缺乏親情陪伴，沒有辦法培養良好的教育習慣，以及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這些家庭中，孩子多是隔代教養，也就是留守兒童。“這些留守兒童在自己的成長環境中，有較好自律性、能完成學業的比例就很低。”命運並沒有改變，第一代農民工的很多子代仍陷在原地，更多和父輩的選擇一樣，也外出務工。
現狀
基本不具備能力在城裏安家
“幹不動了”只能回鄉養老
仇鳳仙發現，第一代農民工基本不會在城裏安家，因爲他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此前所掙的錢基本用於整個家庭的支出，包括子女的教育、婚姻，甚至子女移居城市买房。“幹不動了”後，他們只有一條路選擇，那便是回家鄉。
在她訪談和問卷調查對象中，第一代農民工爲自己養老而儲蓄、規劃的比例也不高。她認爲，第一代農民工有一定的養老意識，只是不具備這樣的能力。“第一代農民工年齡有50歲左右，也有高齡的，六七十歲。”她說，50歲左右，家庭處於最需用錢的階段，爲了孩子的教育和婚姻，他們基本耗光了此前的所有積蓄，幾乎一無所有。
“他們很少籤有正式的勞動合同，也不愿購买職工養老保險。”她說，因爲養老保險每月要扣錢，他們更愿意把工資用於當下，而非遙不可及的老年。這使得他們陷入“保得了當下，保不了老年”的困境。
此外，在仇鳳仙看來，新農保推行10多年，爲第一代農民工提供了一定養老保障，但力度較爲有限。經濟上，即使在他們55歲前，孩子都結婚了，繼續打工到60歲甚至更大年齡，手裏可能有數萬元到十萬元。但仇鳳仙仍心存擔憂：“他們儲存十來年的經濟能力，能不能支撐他們養老？事實上，很多農民工只積攢了三五萬塊錢。”
那么，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又能完全成爲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依靠嗎？“從現實情況看，養兒防不了老。”她認爲，這並非說兒女不孝順，而是從生活處境看，後代有心無力。因爲，第一代農民工希望孩子考上大學，他們的孩子也在這方面抱很大希望，去城市拼搏，把“大把”賺來的錢投入到自己孩子的教育上，花費更多。正如她訪談時，不時聽到的那句“孩子也要養他自己的孩子，哪有時間來管我們啊”。“講的也是很樸實的道理。”
“更別說，假如第一代農民工80歲了，失能了，誰去照顧他的問題。”在仇鳳仙看來，如今的社會壓力體系下，讓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放棄外面工作的機會，回家照顧老人，很不現實。爲了在回鄉養老前多一些養老積蓄，第一代農民工中很多50多歲甚至六七十歲的人，都還在外務工。
第一代農民工的就業權益保障問題，也是她很關心的。“主要是遭遇欠薪、工傷未得到及時處理，還有一些權益無保障。”她的調研數據顯示，第一代農民工權益遭到侵害的佔比38.1%，其中，欠薪佔比21%，工傷未得到及時處理佔比6.3%，是最多的兩類。
不僅如此，仇鳳仙還發現，第一代農民工在就業等權益遭受侵害時，求助渠道最多的是親戚朋友，而非勞動保障及公檢法機關。由此，導致他們遭受的不法侵害有41%未得到有效解決。還有13.5%的第一代農民工在權益遭受侵害後，並未求助。
“首先要激發他們的權利保護意識，告訴他們如何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爲很多人不知道。”爲此，她建議，需要改變第一代農民工的想法和認知，通過能力建設，讓他們有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比如說，普法的到農民工聚集地宣講一些法律，把他們帶入到情景中參加一些活動，理解權益去如何保護，必須讓他們有求助意識。”
建議
給回鄉的他們再造“生計機會”
建立健全農村養老服務體系
如今，第一代農民工正陸續返鄉回歸。“只要他們不失能，有自我生活能力，（養老）都不是問題。”仇鳳仙認爲，第一代農民工晚年回鄉後，最初並沒有喪失勞動力。“給政策，給機會”，讓他們在鄉村振興、專項項目建設中有工作機會，是對第一代農民工晚年回鄉養老的最大幫助，也是增加他們的經濟根基。
爲此，她建議，有關方面在第一代農民工回鄉後，給他們再造“生計機會”，讓他們在鄉村還能繼續工作10年，從60歲幹到70歲，10年間又可爲自己養老做儲備。仇鳳仙最擔心的是，第一代農民工失能後的生活階段，是他們回鄉後養老的最大問題。在她看來，這無法預測，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存錢。
“要爲他們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失能狀態做准備。”仇鳳仙認爲，國家要建立健全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做好一攬子規劃。但在她看來，農村養老比城市養老更復雜，也更緊迫，因爲農村的老齡化率比城市要高很多。“農村養老肯定不能完全市場化，否則農民是承受不起的。”
標題：“第一代農民工”：實現“代際跨越”的不到20% 給回鄉的他們再造“生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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